天鹅的歌声：宗教改革的故事

编者按：每年10月31日是宗教改革纪念日，如果你想快速了解宗教改革的大致历史脉络，这是一篇很好的入门文章。

引言：一场迟到了一百年的改革

1515年前后的欧洲教会，表面上仍然庄严华丽，骨子里却已经病入膏肓。教皇住在装饰得美轮美奂的宫殿里，主教之位被当作生财之道买卖，许多神父连拉丁文弥撒的意思都说不清楚，而“赎罪券”——一张写着“你的罪已被免除”的凭证——正在德意志的大街小巷里被人像商品一样随意叫卖。

可是，就在这片属灵的荒芜之中，上帝并没有丢弃祂的教会。祂预备了一百多年，让一位又一位的先驱者——威克里夫、胡斯——像种子一样落在地里，看似被践踏、被焚烧，却在马丁·路德、加尔文、慈运理等人身上开花结果，最终撼动了整个西方世界。

这就是宗教改革的故事：一个关于上帝的道如何在黑暗中重新发光、一群平凡人如何在极大的代价中持守真理的故事。

本文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把这些人物和事件串联起来，盼望帮助读者更完整地认识这段历史，也从中看见上帝在历史中掌权的手。

第一部分
黎明前最深的黑暗——中世纪教皇制度的衰落（约1300–1450 年）

要理解宗教改革为何发生，我们需要先了解中世纪晚期西方教会面临的制度性危机、神学争议和社会政治背景；但同时我们也应避免把整个时代或所有教会生活一概描述为腐败。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与法国王权的冲突

卜尼法斯八世（Pope Boniface Ⅷ）于1294年至1303年在位。当时欧洲有国家的君王为筹措战争经费，开始向教会及神职人员征税；卜尼法斯八世对此强烈反对。1296年，他颁布《教士俗权法令》（Clericis laicos），限制世俗统治者未经教廷许可向神职人员征税，也威胁对违反禁令者施以绝罚。1302年，他更进一步颁布《一圣通谕》 (Unam Sanctam），宣称教皇的权柄高于一切世俗君王，并且宣告“在教会之外别无救恩”，凡不顺服教皇的人都不能得救。

这场冲突激怒了当时的法国国王腓力四世（King Philip IV）。腓力派人搜集甚至捏造证据，指控卜尼法斯八世犯有异端、买卖圣职和道德败坏等罪，其中一些指控带有政治斗争的性质。1303年九月，法国军队攻入教皇在阿纳尼的住所，将教皇囚禁数日，并施以凌辱。虽然当地百姓后来将他救出，但卜尼法斯八世承受不住这份羞辱，数周后便去世了。

堂堂教皇——自称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竟然在自己的住所里被人殴打囚禁，这一幕成为教皇威信崩溃的分水岭。

阿维尼翁之囚（1309–1377 年）

卜尼法斯八世之后的教皇处境可谓每况愈下。 一三〇五年当选的教皇克莱孟五世（Pope Clement V），在法国王权的压力下无法在罗马立足，一三〇九年干脆把教廷迁往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此后整整七位教皇都住在阿维尼翁，时间跨度长达近七十年，历史学家仿效当年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的典故，称这段时期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

这些教皇们虽然远离罗马，却依然过着奢华无度的生活——阿维尼翁的教皇宫至今仍是宏伟的历史建筑，足以说明教皇们并没有因为流亡而选择过清贫的生活。直到一三七七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Pope Gregory XI）才顶住压力，把教廷迁回了罗马。

可惜好景不长，格列高利去世后，一批法国枢机主教另立教皇，造成天主教会同时有两位甚至三位教皇的“大分裂”，这场分裂直到一四一七年选出教皇马丁五世（Pope Martin V）才告一段落。

赎罪券的争议

教廷迁徙、内部分裂，使教会财政濒临崩溃，于是教会想方设法开辟财源，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赎罪券的贩卖。

按照天主教的教义，基督固然赦免了罪的“罪咎”，但罪依然带来今生或炼狱中的“暂罚”，而赎罪券正是用来减免这暂罚的凭据——领受者本应借着祷告、朝圣、行善或奉献来获得。这套神学本身有其逻辑，但到了中世纪晚期，赎罪券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商业行为，由专门的推销员四处兜售，民间更普遍误以为“只要交钱，亲人的灵魂立刻就能从炼狱里解脱”。 

这个误解，正是日后马丁·路德挺身而出的直接导火索。1517年前后与圣彼得大教堂募款及美因茨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债务相关的赎罪券活动，又使争议进一步尖锐。 

然而在这样一个教会几乎迷失了福音本质的年代，上帝却预备了一位又一位的见证人。

第二部分
改教的晨星——威克里夫（约1320年代-1384年）

托马斯·柯克比在大约约 1828 年所绘约翰·威克里夫肖像

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生于英格兰约克郡，大半生都在牛津大学度过，被后世称为“宗教改革的晨星”——他比马丁·路德早了130多年，却已经喊出了许多后来宗教改革的核心主张。

威克里夫深受奥古斯丁“ 因恩典称义”神学的影响，这使他与当时强调“信心加行为”的主流天主教神学产生了张力。1348年黑死病侵袭英格兰，这场瘟疫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使他对人性和苦难有了极其严肃的思考。

在他的论著《论公民主权》中，威克里夫猛烈批评教会积聚财富、与世俗政治权力勾结，主张神职人员应当过贫穷的生活，不应插手世俗政务。这些主张招致天主教廷的强烈反弹：1377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正式谴责威克里夫著作中至少十九项主张为异端。

威克里夫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贡献有两项：第一，他坚持“圣经是教会最终极的权威”——这正是日后宗教改革“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原则的先声；第二，他大力推动将圣经翻译成英文这样的白话文，他说，即便是“扶犁的农夫”也该能独自读懂圣经。这个信念催生了他忠实的追随者群体——罗拉德派（Lollards），这个词的原意是“喃喃自语的人”，最初是别人对他们私下诵读祷文习惯的讥讽称呼，但罗拉德派却坚持不懈地把白话圣经带给普通百姓。

1381年，英格兰爆发农民起义，部分参与者受到威克里夫思想的影响，这使他备受牵连。1382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科特尼（William Courtenay）召集会议正式定罪威克里夫的教导，会议进行当天恰好发生地震，与会者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这是神对会议的审判，科特尼却反过来说，这地震正是神要涤净威克里夫的谬误。这次会议因此被戏称为“地震会议”。

威克里夫本人始终没有被处死，最终于1384年在做弥撒时中风去世。但他死后并未得到安息：1415年康斯坦茨大公会议正式宣判他为异端，下令焚烧他的著作、掘出他的遗骸。这道命令直到1428年才被执行——他的骸骨被掘出焚烧，骨灰被撒入斯威夫特河。

威克里夫没有能够像后来的路德那样，在有生之年看到制度性的改革成功，但他的思想种子，却随着河水流向了更远的地方——包括遥远的波希米亚。

第三部分
波希米亚的鹅——扬·胡斯（约1369–1415年）

扬·胡斯的肖像图。

在捷克语中，“扬”（Jan）是约翰的意思，而“胡斯（Hus）”有“鹅”之意。这个看似寻常的名字， 日后却成了整个宗教改革史上最动人的一个隐喻。

扬·胡斯（Jan Hus）就读于捷克的布拉格大学，后来成为该校教师、校长和讲道人。他深受威克里夫著作的影响，尤其推崇威克里夫的《三重对话录》（Trialogus），将其翻译成捷克文广泛传播。像威克里夫一样，胡斯主张用本地语言而非拉丁文敬拜，反对贩卖赎罪券，批评神职人员积聚财富。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以致1410年教皇亚历山大五世（Pope Alexander V）专门下令，要求当地大主教镇压威克里夫的教导。之后，胡斯与布拉格教会当局及罗马教廷的冲突不断加深。

1414年，胡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的安全通行承诺下，前往康斯坦茨参加大公会议。他原本希望借此机会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但抵达后随即遭到拘押。胡斯曾在多次审讯中回应对其著作的指控，否认一些被归在自己名下的主张，并表示若能以圣经证明其错误，他愿意改正；会议要求他撤回相关教导，但他拒绝作出自己认为违背良心的全面撤回。安全通行承诺并未保护他免于教会法庭的审判，教廷以异端罪名将他定罪，最终判处其火刑。

1415年7月6日，胡斯被押赴刑场。他被剥去神父的圣衣，换上绘有魔鬼图案的囚服，绑在火刑柱上。据目击者记载，火刑柱点燃之时，胡斯放声唱诗祷告，展现出令人震撼的从容。相传他高声说：“神可以见证，我从未教导过那些强加在我身上的罪名。我今日情愿为我所写、所教、所传的福音真理而死。”

还有一则广为流传的轶事：行刑前，一名老妇人特地抱来一捆柴薪添在火刑的火堆上，以为这是敬虔的举动。胡斯见状叹道：“哦，神圣的单纯啊！”（O sancta simplicitas）。火焰吞噬他时，他仍高呼：“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求你怜悯我们。”胡斯死后，为了不让他的追随者留有任何遗物加以敬奉纪念，他的骨灰被特意撒入了莱茵河。

相传胡斯在临刑前留下了一句震撼后世的预言：“你们今天可以烤这只鹅（‘胡斯’这个名字的意思），但一百年后，必有一只天鹅出现，你们将无法使他沉默。”

整整一百年后，马丁·路德挺身而出。

路德本人也曾在一篇讲章中提到这段传说，说：“你们可以烧掉一只鹅，但一百年后必有一只天鹅飞来，是你们无法烧毁的。”后来，天鹅逐渐成为纪念路德的重要象征。

这个跨越百年的呼应，正生动地诠释了教会历史中一条深刻的真理：殉道者虽然被消灭，但他们所传扬的信息却不会因此熄灭，神会在祂所定的时候，兴起新的仆人，把这信息重新接续下去，并带着更大的能力向前推进。

第四部分
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重新发现

马丁路德肖像图（画于1528年）

从雷雨到修道院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年11月生于德意志的艾斯莱本，父母是汉斯与玛格丽特·路德。他曾就读埃尔福特大学攻读法律，原本前途一片光明。然而一场雷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一次旅途中，路德遭遇了猛烈雷雨，他惊恐万分，情急之下向圣安娜起誓——若能保全性命，他愿意成为修士。路德顺利活了下来，他也信守了誓言，进入奥古斯丁会成为一名修士。

然而，修道院的生活并没有让路德的良心得着平安。他终日被罪咎感折磨，觉得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达不到神公义的标准。1510年，他前往罗马朝圣，盼望借此寻得心灵的释放。在罗马，他曾跪着一级一级爬上“圣阶”——相传是耶稣受审时所走过的台阶，人们相信虔诚地跪爬这些台阶便可以获得赦罪。路德爬完之后，却感受不到丝毫更靠近神的喜乐。 

帖次勒与九十五条论纲

路德担任神父期间，注意到一位名叫约翰·帖次勒（Johann Tetzel）的多明我会修士正在四处兜售赎罪券，并配上一句朗朗上口的广告词：“钱币叮当落入钱柜，灵魂立刻脱离炼狱。”这句口号所反映的观念，正是当时民间普遍错误的信念：以为花钱买赎罪券就能立刻救出亲人的灵魂。

路德深受触动，原因不在于这种做法听起来荒谬，而在于它似乎与圣经的教导——尤其是《罗马书》——直接抵触。他被《罗马书》1章17节深深震撼：“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单单本于信而来的义，与帖次勒所宣讲的、仿佛救恩可以用金钱购买的信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517年，路德写下了后来举世闻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教会传统叙述认为，他于10月31日将论纲钉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门上。但需要说明的是，路德最初的目的只是想就赎罪券的神学根据展开学术讨论，无意挑起与教会的对抗。路德在《九十五条论纲》第27、28条中明确反对把钱币投入钱柜与灵魂脱离炼狱直接联系起来的说法。他的关注并不只在于某种销售方式是否荒谬，而是涉及悔改、罪得赦免、教会权柄和基督徒如何领受神的恩典等根本问题。 

这份论纲之所以能够产生远超学术圈的巨大影响，一个关键因素是印刷术——一项当时才兴起不久的新技术。此前威克里夫和胡斯纵有满腔真理，却因为缺乏快速传播思想的工具，影响力始终局限在很小的地方，容易被教会当局逐一压制。而印刷术使路德的文字得以大量复制、迅速流传，教会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轻易扑灭改革的火苗。 

这也让我们看见，神成就祂的工作总有祂自己的时候——正如《加拉太书》4章所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祂的儿子”，宗教改革的成功，同样离不开上帝在历史进程中所预备的时机。

逐出教会与沃姆斯议会

路德的论纲及其后续著作引起罗马教廷关注。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X)于1520年发布《主，求祢兴起》(Exsurge Domine)诏书，斥其为异端，要求路德撤回部分主张。路德于同年12月公开焚烧该诏书及相关教会法文献；1521年1月，教皇发布《罗马教宗》(Decet Romanum Pontificem)诏书，正式将路德逐出教会。

152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在沃姆斯召开帝国议会，传召路德到场参会并说明自己的立场，否则将以异端罪论处——这在当时几乎等同于死刑判决。当年4月18日，路德在皇帝及众多权贵面前发言，重申圣经至高的权威，抨击教皇制度的种种流弊，并阐明因信称义的教义，强调自己必须依据圣经和清楚的理性论证来判断教导。他与教皇权柄的冲突此后进一步加深，甚至把教皇与启示录中的“敌基督”联系在一起。 

面对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压力，相传路德留下了整个宗教改革史上堪称最著名的一句话：“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求神帮助我。阿们。”他没有为自己辩护求生，只是单纯陈明他所确信的真理，把结局全然交托给神。帝国议会最终在1521年5月25日颁布《沃姆斯敕令》，正式宣布路德为异端，禁止任何人窝藏或支持他——路德从此被迫成为亡命之徒，人人得而诛之，却不受任何法律保护。

瓦特堡的避难与圣经翻译

按理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路德像一百年前的胡斯那样被处死几乎是他无法逃脱的命运。然而神却借着当时欧洲封建制度的特殊机制，在绝境中为路德预备了一条生路——他的保护人、萨克森选帝侯“智者”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安排人在路德返程途中将他“劫持”，秘密送往瓦特堡城堡藏身。

路德在瓦特堡隐居了接近一年，他乔装打扮，蓄起长发，自称“乔治骑士”。正是在这段隐居期间，他完成了极具历史意义的工作——直接把新约希腊文原文圣经翻译成德文。这不仅是一部译作，更是一把打开圣经宝库的钥匙，使普通德国平民第一次能够亲自阅读神的话语。1522年9月，新约译本正式印行，随后多次修订；完整德文圣经则于1534年在路德及其同工参与下出版。路德的译本并非德语世界最早出现的圣经译本，但因语言、印刷和传播的影响力，显著扩大了普通德语读者接触圣经的机会。

1522年，路德结束隐居，重返维滕贝格，继续他的教授与讲道工作。

路德的婚姻与家庭

路德单身的时候，生活作风颇为不修边幅。但这一切随着他认识凯瑟琳·冯·波拉（Katharina von Bora）而逐渐改变。

凯瑟琳原本是一名修女， 因受路德著作的影响而逐渐萌生了脱离天主教的念头。后来，路德的同工列奥纳德·科佩（Leonard Koppe）协助她与其他几位修女顺利逃离了修道院。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失去经济依靠的单身女子几乎完全无法自立，科佩因此需要为这些出逃的修女安排婚事。多数修女都顺利找到了归宿，唯独凯瑟琳因个性率直而屡屡碰壁、无法结婚。最终路德本人“挺身而出”娶了她——与其说是出于浪漫的爱情，不如说是出于责任与怜悯。婚后两人虽性情迥异，却令人惊讶地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 

1527年维滕贝格瘟疫肆虐期间，几乎所有学生都逃离出去，路德夫妇却选择留下，敞开家门照顾患病之人，凯瑟琳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日后路德著名的《桌边谈话》 (Tischreden，路德与学生们晚餐时纵谈神学与教会事务的记录)，同样离不开凯瑟琳的操劳。

路德的神学与社会遗产

路德最重要的神学贡献之一，是他对“因信称义”(Sola Fide)的重新阐释：罪人不能凭自身功德赚取称义，而是因神的恩典，借着信心领受基督的义。这里并不是说善行毫无价值，而是说善行不能够成为人称义的功德基础；在路德宗传统中，善行被理解为信心与新生命所结出的果子。这条阐释不仅奠定了路德宗神学的根基，更成为了整个新教神学的核心支柱。

除此以外，路德还提出了"信徒皆祭司"的教义，打破了中世纪教会"神职人员乃神圣特权阶层"的观念，主张每一位受洗的基督徒在神面前地位平等，都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这一教义对日后的民主社会、个人权利、公民责任等观念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的"职业神学"(Beruf)同样意义重大:他反对中世纪把神职、修道生活凌驾于世俗职业之上的看法，强调日常工作也可以成为回应神呼召、服事邻舍的场域；他主张无论是官员还是木匠、泥瓦匠，只要是出于对神呼召的回应，在神眼中同样尊贵——这一思想深刻塑造了后来的"新教工作伦理"以及西方社会对劳动与职业的态度。

1546年1月28日，年迈体衰的路德仍不辞辛劳前往艾斯莱本调解两个贵族家族之间的纠纷，途中病倒，同年2月18日与世长辞。

第五部分
另一条道路——重洗派与门诺·西门 

并非所有的改教者都选择借助政权来推动改革：16世纪初，在瑞士、德意志与低地国家(今荷兰、比利时一带)，兴起了一场性质迥然不同的运动——重洗派(Anabaptists，字面意思是"重新施洗")。

重洗派并非一个内部完全一致的教派，而是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出现的多个群体的总称。许多重洗派成员反对婴儿洗礼，主张应根据个人对信仰的告白施行洗礼。“重洗派”这一名称主要由反对者而不是重洗派自己使用，因为这些重洗派成员认为婴儿洗礼本来就不是符合圣经的洗礼，因此他们认为他们并不是在重复有效的洗礼。重洗派最核心的神学主张，就是拒绝婴儿洗礼，主张唯有出于个人真诚信仰告白的"信而受洗"才有效。这在当时是极具争议性的立场，连路德本人都不认同废除婴儿洗礼，重洗派因此不仅遭到天主教会的迫害，也遭到主流新教改教者的排斥。

除了洗礼观之外，重洗派还致力于恢复他们所理解的新约教会的纯朴样式——重视家庭聚会、擘饼、济贫，主张传道人应当过简朴甚至近乎贫穷的生活。他们也以坚持和平主义著称:根据耶稣爱邻舍的教导以及《利未记》19章的诫命，他们相信基督徒不应当参与任何战争或国家暴力——这使他们与路德宗、改革宗形成了鲜明区别——后两者都认为为信仰而战是合乎正当的。

这一传统延续至今的代表，便是门诺会——得名于门诺·西门（Menno Simons，约 1496–1561 年）。

西门本是荷兰的一名天主教神父，1524年被按立。促使他走向重洗派信仰的契机，是他听闻一位重洗派信徒因坚持信仰而被公开斩首，这件事深深震撼了他，促使他重新查考圣经，查考以后，他惊讶地发现他过去对圣经的认识竟是如此有限。1535年，他经历了更深的信仰更新；1536年1月，他正式放弃天主教神父的身份，接受重洗，并公开否认婴儿洗礼、弥撒献祭教义以及神职圣品制度。他也主张政教分离，坚持基督徒不应参与战争或国家的暴力机构。后来，门诺·西门成为重洗派的一名重要领袖。

他所代表的门诺会传统并非整个早期重洗派的全部面貌，却成为和平主义重洗派的重要延续，并影响了今日多个门诺派群体。

第六部分
日内瓦的系统神学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肖像图（画于1550年）

归信与法惹勒的相遇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年7月10日生于法国努瓦永。加尔文出生时，路德已经二十五岁，正在维滕贝格展开他的教导事工；但宗教改革的浪潮要再过大约二十年才会触及加尔文的生命。加尔文年轻时接受人文主义、古典语言、神学和法律教育，1532年完成法律方面的学习，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其受教育的经历为他后来严谨的释经和神学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533年，加尔文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属灵转变。他后来以一贯克制的口吻描述这段经历： 当他正竭力活出天主教式虔诚的要求时，神“以一次突然的归正，使我的心变得可教”。经此一役，加尔文体会到圣经的美善与神的荣美，毅然放弃法律生涯，转而投身神学。

他起初的心愿，只是做一名书斋型的学者，借着写作服事改革运动，而非亲身站上讲台。然而神却对他另有安排。加尔文因巴黎局势危险而离开法国，原打算取道前往斯特拉斯堡寻求清静治学的环境，却因战事所迫，临时绕道日内瓦，原本只打算在此借宿一夜，第二天就走。可却正是这一夜，成为整个宗教改革史上极具决定性的一刻。

日内瓦的改教领袖、性情火热的传道人威廉·法惹勒（William Farel）得知加尔文在城中，特意寻访他，并严词警诫加尔文：若他一心只想退隐书斋、不顾日内瓦教会当下的迫切需要，上帝的咒诅必临到他。加尔文被这番话震动，甚至可以说被“吓住了”，从此彻底放弃了原先安静治学的计划，余生都投入日内瓦讲道与教导神的话语的事工中，一生写下约四十八卷著作。

“神的荣耀”——加尔文改教异象的核心

与路德不同，加尔文所关注的宗教改革方面的问题，并非单单赎罪券或因信称义的教义本身，而是他认为罗马教会的种种错谬——祭司权柄的滥用、变质说、向圣徒祷告、教皇权柄的主张——归根结底都源于同一个根本问题：教会已经不再认识也不再传扬神那超越一切的荣耀与基督的至高无上。上帝的荣耀与至高，是贯穿加尔文整个事工始终的核心异象。加尔文十分强调神的荣耀、基督的主权和圣经的权威，这些主题贯穿他的讲道与《基督教要义》。

有学者认为，正是这份对上帝荣耀的热忱，而非单纯教义上的差异，使得改革宗传统在某些方面比路德宗传统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加尔文的讲道事工

加尔文实现这一异象的主要途径，就是持续不懈、系统性的讲道。他的讲道极其规律：主日上午讲新约，下午讲新约或诗篇，平日另有三天讲旧约。借着一位速记员的记录，后人得以知晓加尔文讲道的惊人规模——他从1549年8月25日开始讲使徒行传，一直讲到1544年3月，前后近五年；此后又讲了46篇帖撒罗尼迦前后书、186篇哥林多前后书、86篇教牧书信、43篇加拉太书、48篇以弗所书，以及159篇约伯记、约200篇申命记、353篇以赛亚书、123篇创世记等等——这样庞大的讲道数量，足见他对“忠心传讲神的话语”这一事工何等看重。

1538年复活节，加尔文与法惹勒因坚持圣餐的教会纪律（主张不合乎信仰的人不得领受圣餐），与日内瓦市政当局发生冲突，二人双双被逐出日内瓦。加尔文随后在斯特拉斯堡度过了三年时间，他自称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1541年9月，他重返日内瓦。他重新开讲的第一篇讲道，竟是从三年前离开时讲到的那节经文的下一节接着讲——他想要借此宣告神话语的教导是持续不断的事工，不能因外在环境的中断而中断。

《基督教要义》与加尔文个人生活的悲欢

除了讲道，加尔文最重要的著作是《基督教要义》。这是一部体系严谨的系统神学巨著，历经多次修订，1559年出版最终版，数年后加尔文于1564年5月27日在日内瓦离世。

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生活的三年期间娶了寡妇伊德蕾特·德·布尔（Idelette de Bure）为妻。两人育有一子却不幸夭折；伊德蕾特本人也长期体弱多病，最终于1549年离世。

加尔文一生中备受争议的事件之一，是他与西班牙医生米格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案件的关系。塞尔维特否认传统三位一体教义，曾在法国维埃纳受到审判并逃脱，后来于1553年抵达日内瓦。

日内瓦市政当局审理塞尔维特一案，最终判他死刑。而当时政治处境微妙的加尔文，却未能设法救他，反而在日内瓦当局的压力下默许了对塞尔维特的审判，塞尔维特于1553年在日内瓦被处以火刑。

加尔文不是判刑的民事法官，但他确实参与了针对塞尔维特的神学论辩，并在日内瓦审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反对塞尔维特的教导，也参与促成相关指控。这一事件至今仍在提醒我们：即便是最伟大的属灵伟人，也难免有严重的过失，不应被神化。

五个“唯独”

路德、加尔文及其他改教者所强调的若干核心信念，后世新教传统常以“五个唯独”（Five Solas）来概括：
唯独恩典（Sola Gratia）：根据罗马书三章十至十二节，“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一个人行善”，救恩完全出于神的恩典，而非人的努力。

唯独信心（Sola Fide）：根据罗马书四章四至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人是借着单纯的信心，而非行为，得着这份恩典。这里强调的不是善行毫无价值，而是善行不是称义的功德根基。

唯独基督（Solus Christus）：根据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救恩唯独借着基督，别无他法。

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根据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圣经，而非教会传统或教皇权威，才是信仰与生活最终的权威。

唯独归荣耀于上帝（Soli Deo Gloria）：根据提多书三章四至五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祂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它便救了我们。”，救恩虽然使人得福，但其终极目的，乃是彰显神自己的荣耀。

这“五个唯独”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整场宗教改革运动的神学核心。

第七部分
英格兰的另一条改教路——从亨利八世到丁道尔

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走出了一条与德意志、瑞士截然不同的路线。

亨利八世（King Henry Ⅷ）于1509年至1547年在位，他统治时期英格兰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习惯上，人们将这场改教与亨利八世的统治联系在一起，史称英格兰的“第一次宗教改革”，以区别于一个世纪后由清教徒运动带来的“第二次宗教改革”。

“第一次宗教改革”的起因带有浓厚的王权与继承政治色彩。亨利八世娶了其兄长亚瑟的遗孀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两人唯一活到成年的孩子是女儿玛丽（即后来的血腥玛丽），生于1516年。亨利急切渴望有一位男性继承人，遂认定这桩婚姻违背神的旨意。1527年，他请求教皇克莱孟七世（Pope Clement VII）宣告婚姻无效，遭到克莱孟七世拒绝。

1533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宣布亨利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亨利此前已与安妮·博林（Anne Boleyn）结婚；同年9月，安妮诞下女儿伊丽莎白，后来成为伊丽莎白一世。教皇闻讯将亨利逐出教会，亨利则于1534年颁布《至尊法案》， 自立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英格兰教会自此在体制上正式脱离罗马教廷。

然而需要留意的是，这次分裂主要是政治与管辖权层面的，英格兰教会在教义与礼仪上， 当时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天主教的传统。

真正致力于神学层面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生于1494年）。

他曾就读牛津与剑桥，精通希腊文、希伯来文与拉丁文，坚信圣经应当以普通百姓的语言呈现，而非只保留在拉丁文《武加大译本》里。1525年，他出版了直接从希腊原文译出的第一部英文新约圣经——这在当时属于非法行为，他因此被迫流亡欧洲大陆，继续从事翻译与神学写作。1535年，他在安特卫普附近被捕，后被移交审判。1536年，丁道尔在现今比利时的维尔福尔德被处死，先遭勒死，随后尸体被焚烧。他忠心的工作，为后来的英王钦定本圣经等英文译本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八部分
天主教的自我更新——特伦特会议、耶稣会与亚洲宣教

宗教改革并非只是新教一方的单方面推动，天主教会自身同样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内部革新，史称“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也有学者使用“天主教改革”（Catholic Reformation），以强调其中既有回应新教的措施，也有更早便已存在的内部更新努力。

早在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之前，天主教内部便已经出现了要求改善教会生活的声音，例如“神圣之爱会”这类致力于内部革新的敬虔团体便应运而生。之后，教会内部整顿的呼声进一步加强。1537年，教皇保罗三世（Pope Paul Ⅲ，1534–1549年在位）设立改革委员会，调查教会的积弊，包括圣职买卖、赎罪券的滥卖与商业化、部分神职人员操守不良以及教会管理问题等。

在此基础上，保罗三世召开了天主教历史上极为重要的特伦特会议（1545–1563 年）。会议历经三个阶段，对多项教义与制度进行了全面的重申与整顿：重申圣经与教会传统同为启示的权威来源（这与新教“唯独圣经”的立场形成根本分歧）；重申因信称义须与信徒对恩典的合作及善行、圣礼相配合（这与新教“唯独信心”的立场形成第二个核心分歧）；重申七项圣礼（而新教只承认洗礼与圣餐两项）；并大力整顿神职人员的教育与操守，同时设立了《禁书目录》，将路德等改教家的著作列入其中。

与此同时，一位名叫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生于1491年）的西班牙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推动了天主教的复兴。

他原为一名西班牙军人，1521年在潘普洛纳作战时因腿部受伤而退役。养伤期间，依纳爵经历了深刻的属灵转变，立志将余生献给祷告、悔改与服侍神。此后他前往圣地朝圣，并在巴塞罗那附近的曼雷萨隐居近一年，潜心祷告禁食，写下了影响深远的《神操》一书。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创立了耶稣会——这个修会日后在教育与宣教领域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有许多耶稣会士受差前往中国，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 年）是依纳爵最亲密的同工之一，1542年前往印度果阿宣教，据说有多达三万印度人借着他的服侍归信基督。

1549年8月15日，他又抵达日本鹿儿岛，并在长崎一带带出可观的宣教果效，估计有三万名左右的归信者。他在日本传教至1551年，建立了早期日本基督徒群体。可惜好景不长，1614至1615年间， 日本政府为清除西方对日本的影响，展开了严酷的宗教迫害，数千名信徒殉道，日本教会从此被迫转入地下。

沙勿略随后将目光投向中国，却因中国当时对外封闭而未能如愿。他于1552年抵达广东沿海的上川岛，在这里等待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可却于同年去世，令人惋惜。

他的异象后来由利玛窦（Matteo Ricci）承接：利玛窦成功进入明朝宫廷，以西洋自鸣钟等奇物博得皇帝的青睐，在朝中担任天文、数学顾问约十年之久。他去世时，中国基督徒约有两千人。他的继承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因精于预测日月食而获朝廷器重，后来出任钦天监监正，并在北京兴建教堂，他去世时，中国基督徒的数目已增长到相当可观的规模。

然而，这场看似顺利的宣教事业，最终却因内部争议——史称“中国礼仪之争”——而戛然而止。 

罗马教廷派遣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的修士前往中国核查情况，他们对耶稣会士的做法深感不满：其一，耶稣会士用“上帝”一词翻译“神”，他们认为这与圣经中的耶和华并不等同；其二，耶稣会士对中国祭祖习俗采取宽容甚至类比圣餐的态度，他们认为这在神学上完全不能接受；其三，他们批评宣教士过分注重济贫等社会关怀，而忽略了直接传福音与教义装备。基于这份报告，教皇克莱孟十一世于1704年发布禁令，后来又有进一步训令；康熙皇帝不接受教廷的要求，1721年下令限制基督教在华传播。

中国教会的早期发展势头因此被迫中断——与日本的情形不同，这一次的阻力并非来自外部迫害，而是来自教会内部的分歧。

第九部分
英格兰的清教徒运动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主要停留在体制层面，英格兰教会(圣公会)在礼仪上大量保留了天主教传统，尤其体现在《公祷书》中。清教徒运动便是要进一步扫除这些残余，使英格兰教会更加贴近改革宗神学与实践。

清教徒运动(Puritan movement)是英格兰教会内部及其周边多个改革群体推动进一步改革的总称。他们希望使教会的教义、礼仪和治理更符合自己对圣经的理解。不同清教徒对主教制、《公祷书》、圣礼及是否应与英格兰教会分离，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立场。部分人选择留在教会内部寻求改革，另一些人则发展为分离派或独立派。

一般来说，清教徒运动可以追溯到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 年在位)时期。当时部分清教徒——即所谓的"分离派"——认为英格兰教会已经腐败到根本无法从内部改革的地步，索性另立独立的教会团体。

这股分离精神在1620年达到高潮。1620年，一批与分离派有关的信徒决定离开荷兰莱顿，前往北美新大陆另建纯正的教会。牧师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留在莱顿，继续牧养其余会众。7月21日，在先行移民离开之前，罗宾逊曾以《以斯拉记》8章21节为经文举行讲道与祷告。随后，移民乘坐斯皮韦尔号前往英格兰南安普顿，与五月花号会合。由于斯皮韦尔号发生故障，部分移民退出，最终有大约40名分离派信徒搭乘五月花号横渡大西洋。

清教徒的核心信念包括:第一，坚持圣经(而非传统或祷告书)是信仰与生活唯一的权威;第二，将教会理解为承接以色列之约的圣约子民，他们常自视为"神的新以色列";第三，怀抱强烈的属灵使命感，对分离派而言，这使命甚至包括离开腐败的故土、另建更纯净教会的呼召。

清教徒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发展，之后在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统治期间继续影响英格兰宗教与政治。对许多清教徒来说，《日内瓦圣经》十分重要。它由流亡欧洲大陆的部分英格兰新教徒参与翻译和编辑，于1560出版，后来在英格兰与北美广泛流通。约翰·福克斯(John Foxe)的《殉道者之书》(Acts and Monuments，常称《福克斯殉道史》)于1563年出版，其中收录了大量新教徒殉道尤其是玛丽一世时期对新教徒的迫害的记载，深刻塑造了清教徒的自我认同。

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驾崩，由于伊丽莎白一世没有任何子嗣，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继位为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清教徒原以为出身长老会传统的苏格兰国王会带来他们期盼的教会体制改革，不料詹姆士虽然主持翻译了以他名字命名的《钦定本圣经》，却在体制上仍坚持维护主教制与《公祷书》，并未采纳清教徒的诉求。

1625年继位的查理一世更是变本加厉，一度解散国会、独自统治长达11年("11年暴政")，又大力扶植与天主教相近的"高派"圣公会。查理一世的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是法国天主教公主，这加深了部分新教徒对王室宗教政策的疑虑。他任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William Laud，任职1633–1645年)积极压制清教势力，重新引入彩绘玻璃、十字架等清教徒视为拜偶像的元素，并把"圣餐桌"改称带有天主教色彩的"祭坛"，许多清教徒将其看作向天主教传统回归。在查理一世的授意下，他还试图将新的《公祷书》强加于苏格兰教会，引发了苏格兰长老会的反抗和主教战争。在这样的高压之下，17世纪前半叶，约有一万六千名清教徒选择远赴美洲，留在国内的清教徒则组成了"国民公约"，誓要迫使查理一世退位。 

这场冲突最终演变成了于1642年爆发的英国内战——效忠国王的"骑士党"与反对国王的国会派("圆颅党")激战约七年，最终以国王查理一世战败被俘告终。1649年1月，查理一世受审，被特别法庭以叛国罪定罪，同年1月30日在伦敦白厅宴会厅外被斩首。此后，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领导下的清教徒一度权势鼎盛，但这段荣景并不长久，1660年查理二世(King Charles II)复辟，短暂的共和时期宣告结束。

在克伦威尔当政的这段时期，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召开了——威斯敏斯特会议(1643–1649 年)，这场会议上产生了《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直到今日仍是众多长老会教会信仰的基石，会议同时也编订了《大要理问答》与《小要理问答》，并于1645年确立了长老制的教会治理体制。

第十部分
改教运动"第三人"——慈运理

瑞士改教家慈运理(Ulrich Zwingli，1484–1531 年)是一位往往被人忽略，却同样举足轻重的改教家。

慈运理肖像图（画于1531年）。

他因1959年一部广受推崇的传记而常常被称为"宗教改革第三人"——虽不及路德、加尔文那般家喻户晓，却同样为宗教改革运动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如果说路德最关切的核心问题是因信称义的教义，加尔文最看重的核心问题是恢复神的荣耀，那么慈运理最深切关注的，则是教会改革的政治向度——这份关切最终也让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慈运理生于瑞士的维尔德豪斯。他在巴塞尔求学期间，深受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的熏陶，这也促成了他日后对"唯独圣经"的坚持。1506年起，他在格拉鲁斯乡间教区担任神父，期间他目睹了瑞士雇佣兵贸易带来的社会问题——大批年轻人为金钱与荣誉离乡从军，家乡却日渐凋敝。这份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深深塑造了他日后的教会改革理念。

慈运理后来受邀到苏黎世的主要教堂担任讲道人。从一开始，他就以逐卷逐章的解经式讲道作为牧养的核心。约一五一九年，他接触到路德的著作，深受因信称义教义的感召，一度称路德为"新以利亚"。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慈运理的许多神学立场其实是他独立发展出来的，而非单纯照搬路德。

1519年8月，黑死病肆虐苏黎世，夺去了一千五百多条人命，慈运理本人也不幸染病几近丧命，甚至一度传出他已病逝的假消息。他大病初愈后，把这次患病经历看作他生命的转折点，更加彻底地把自己交托给神。1522年3月9日，大斋期期间，他的一群朋友违反教会禁食的规定共享了一顿含有香肠的餐食，慈运理虽未亲自食用，却也没有出言反对。次月，他更撰文为此事辩护，主张基督徒在基督里有饮食的自由——这一“香肠事件”成为他公开挑战教会权柄的重要转折点。

1525年，苏黎世正式废除弥撒，改行改革后的圣餐礼。此时，慈运理和路德一样已经拒绝“变质说”，但两人对圣餐的理解却分歧甚大：慈运理主张饼和酒始终仍是饼和酒，基督的同在是属灵性质的，圣餐的意义在于纪念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路德则坚持基督真实、奥秘地“在、与、藉着”饼与酒临在。1529年，两人在马尔堡城堡会晤（“马尔堡会谈”），试图弥合分歧，但最终未能达成共识。路德对慈运理留下极为负面的印象， 以致慈运理去世以后，路德竟说他“死在极大的罪与亵渎之中”。

路德宗与改革宗之间这道未能弥合的裂痕，最终引起了超乎神学层面的极为严重的后果。1531年，天主教势力察觉到改革阵营内部的分裂，判断路德宗的地区不会驰援苏黎世，于是发兵进攻苏黎世一方。结果在卡佩尔战役中，慈运理不幸阵亡。此后苏黎世的改教事工由其继承人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等人继续推动。 

慈运理留给后世最深远的遗产，便是他对圣餐“纪念说”的理解——这一立场至今仍深深影响着许多福音派教会对圣餐的理解与实践。

结语：上帝在历史中的手 

回顾这段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历史，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连串孤立的人名与年份：
威克里夫在牛津播下的种子，借着胡斯的翻译传到波希米亚；胡斯被烧死时那句关于“天鹅”的预言，一百年后竟在路德身上一一应验；路德点燃的火种，借着加尔文的系统神学扎下牢固的根基，又借着慈运理在瑞士生出独特的果子；而这一切改变，又借着印刷术这项“恰逢其时”的技术以及当时封建制度所提供的政治庇护，才得以存留、传播、生根。

这正应验了《启示录》第七章所描绘的景象：在神的宝座前，众天使高声说：“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归根结底，宗教改革见证了一个真理：时间、历史、世事的进程，都属乎神；祂是历史的主，是那位按自己旨意调度全局的下棋者。

对今天的基督徒而言，这段历史至少留给我们三点提醒：
第一，真理的传承往往要经过漫长而艰难的世代接力，今天教会所领受的许多宝贵真理——因信称义、唯独圣经、信徒皆祭司——都是历代圣徒用生命换来的产业，不该被我们轻慢看待。
第二，上帝使用许多平凡甚至软弱的器皿成就它的大工：路德曾在患难中怀疑挣扎；加尔文本想做一个安静的学者；慈运理也并非全然没有过失——但上帝仍然使用他们，正如上帝也愿意使用今天愿意顺服祂的每一个人。
第三，苦难与逼迫从未使福音的传播止步，反倒常常成为福音扩展的契机。从胡斯的火刑柱，到日本长崎地下教会数百年的存留，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特土良所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句话，至今仍然真实。

愿我们效法这些改教先贤，持守圣经的权威，单单仰望基督的十字架，并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独一的真神，直到永远。阿们。（END）

本文是根据宗教改革历史整理的资料，文稿最初来自于一位Faith Yang姐妹在学习了相关课程后整理的资料，特此感谢！后经编辑部通过核实事实和进行文字编辑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