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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乐道院到集中营: 李爱锐生命终点的那片土地|对话山东教会历史学者

位于山东潍坊的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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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据2026年11月16日对李义老师的访谈以及关于乐道院和李爱锐的公开资料写成。)

1945年2月21日傍晚,山东潍县一处被铁丝网圈起的院落里,一名43岁的苏格兰人永远停止了呼吸。他叫埃里克·利迪尔(Eric Liddell),中文名李爱锐——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金牌得主,电影《烈火战车》里那个“为上帝而跑”的年轻人。此时距离这座集中营被美军伞兵解救,还有将近半年。

很多关于李爱锐的故事,都是从这里讲起:集中营、铁丝网、饥饿、一位奥运冠军如何在困境中服事他人直到生命终点。但如果叙事只停在这几个字上,就会错过一件更重要的事——李爱锐生命终结的这个地方,在成为潍县集中营之前,已经有了将近六十年的历史。创建它的目的不是用来关押人,而是用来传福音、办学堂、治病救人。它有一个非常温润的名字,叫“乐道院”——乐于修道之意。乐道院的英文译名则更直白:Courtyard of the Happy Way,即“快乐之路的庭院”。

一座为乐道和修道而建的院落,为什么会变成一座关押两千余名侨民的集中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把时间从1945年再往前拨六十多年。

李义老师长期致力于中国教会历史研究,尤其关注山东基督教历史、教会人物及近代教会发展,具有丰富的地方教会史研究与史料搜集经验。为此,我带着李爱锐和乐道院这个选题,采访了李义老师。

采访李义老师那天,他手边放着照片和文献,讲到紧要处便翻查一番以确保信息准确无误。他研究中国教会史尤其是山东教会史多年,开口却常带着审慎:“我所讲的这些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可当提起乐道院的源头,他的语气就笃定下来——“这一段非常清楚,因为我一直讲这些东西,资料都非常清楚。”

乐道院的诞生

“乐道院的创建,关键人物是狄考文的弟弟狄乐播。”李义老师说。

19世纪下半叶,美北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North)在山东的宣教以登州(今烟台蓬莱)为大本营。狄考文(Calvin Mateer)在那里创办的登州文会馆,是中国近代最早引入现代高等教育的机构之一,奠定了长老会“以教育为宣教路径”的传统。狄乐播(Robert Mateer)夫妇1881年年底到登州以后,在狄考文身边待了一年多的时间,主要是学习汉语,并考察登州文会馆的办学与宣教经验。

“1882年,狄乐播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位良约翰牧师,还有一个叫明医生的人。”李义老师说,“这四个人——当然还可能有其他人,但主要是这四个人——就从登州来到了潍县。”他们到了潍县,去找当年从文会馆毕业、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帮忙,发动这些人的亲朋好友,把看中的那块十六亩半的地买下来,开始动工修建乐道院。

为什么选择潍县?在李义老师看来,这是山东美北长老会宣教路径自然延伸的结果。“狄考文、郭显德他们是1864年就到达山东了。狄乐播是1881年到中国来、到登州来,1883年到潍县去。”他们以烟台、登州为大本营,从东往西向着济南和潍县一路推进,“那个时候青岛这个城市还没出现”。

他特别强调一个细节:建设乐道院的核心材料大多从美国运来。“当时交通很不便利,胶济铁路还没有开始建设。在那样的条件下,主要是因为乐道院里边有很多楼房,很多东西要大量运过来,运了将近一年,一年以后才开始建设。款项都是美国长老会拨的款。”说到这里他补了一句,“这一点我想是比较准确的,不像现在传的很多资料有很多错谬。”

1882年,狄乐播夫妇在潍县购地,开始筹建乐道院。翌年,教堂、学堂和诊所等建筑陆续建成。此后,乐道院以文华馆等教育机构为基础,逐渐发展出更完整的学校和医疗事业。

李义老师说:“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到1884年这个学校才完全建成。”他说,“当时取的名字叫文华馆。这就是乐道院最初的那部分建筑。”教堂、学堂、诊所三位一体,这是长老会乃至整个近代新教差会典型的“综合宣教”模式。福音不只在讲台上传递,也落实在课堂上、病床边。教会、教育与医疗相互交织,构成了乐道院早期发展的基本面貌。

乐道院选址的眼光,十多年后才真正显出分量。“到了1897年,德国人进驻青岛了。”李义老师说,“进驻青岛以后,接着就开始修胶济铁路。以前潍县这里是没有铁路的。这条铁路从青岛到济南,经过潍县,而潍县恰恰在济南和青岛中间。”当年的狄乐播当然不知道日后德国会占领青岛,但他知道一定要往济南、往潍县这边发展。“结果也很奇妙,德国人占领青岛、开始修胶济铁路,潍县正是其中的交通枢纽,更加重了乐道院的分量。”

被遗忘的高光时刻

乐道院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1898年10月,山东冠县义和拳首领赵三多等人率众攻打当地教堂,竖起“助清灭洋”的旗帜。1900年前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遭袁世凯镇压后主力北移、全面爆发。乱起时,大量山东传教士往青岛跑,躲到德国人两年前就开始大规模建设的那座新城里。“大量山东的传教士和基督徒都往青岛避难,狄乐播也去了。”李义老师说。他手边还有狄乐播晚年的照片,很清晰。

1900年6月,义和团运动波及潍县,乐道院惨遭焚毁。当时已建起的楼房42间及上百间瓦房几乎尽毁,“被烧毁的瓦房有一百三十六间,这有清楚的文献记载。”李义老师说。

1902年美北长老会利用清政府支付的庚子赔款白银10万两,增购土地、重建乐道院。乐道院得以大规模重建,规模更胜从前,成为美北长老会在华规模最大的传教基地之一,拥有大小建筑七十余座,占地十余万平方米。

重建后的乐道院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1904年,登州文会馆迁至潍县,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创办的广德书院合并,组成广文学堂,承担文理科高等教育。与此同时,美北长老会与英国浸礼会等差会推动建立联合大学体系,神学、医学等教育机构也逐渐纳入其中。这一联合办学体系后来发展为齐鲁大学的重要前身。

1917年,广文大学文理科迁往济南并入齐鲁大学,乐道院则继续办中学、医院与护士学校。

李义老师在采访中特别提到一段在主流李爱锐叙事里几乎空白的历史——广文学堂时期的学生信仰奋兴,以及由此生发的学生布道运动。据他的研究线索,20世纪初的广文学堂曾出现过以本土布道家丁立美为核心人物的学生奋兴潮,一批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中国青年立志传道,成为中国早期学生布道运动的源头之一。

庚子之后,教会内部开始反思传教策略,迫切需要培养中国本土的传道人才,推动“自立、自养、自传”。1909年春,广文大学副校长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耶鲁三杰之一,《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之父)邀请校友丁立美(1871–1936,山东胶州人,文会馆毕业生)回乐道院主领布道会。

布道会当中,学生反响极其热烈,路思义决定学校停课三天专门举行聚会。在丁立美的感召下,全校300多名学生中,先后有116名学生公开签字决志,放弃将来毕业以后待遇优厚的洋行、海关或新式学堂教职,献身从事全职传道工作。

以这116名广文大学学生为核心,“学生立志布道团”(又称“学生义勇布道团”)在潍县成立。1910年,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YMCA)的协助下,“学生立志布道团”联合北京通州协和大学等北方多所教会学校正式成立全国性组织,定名为“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Chines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the Ministry)”,公推丁立美担任首任巡行干事(总干事)。

他说,这是中国第一批大学生组织的立志布道团,也是一场大奋兴,“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从学生、从青年开始的奋兴运动,就在广文学堂里边,就在乐道院里边”。

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的核心口号是“当趁今世传道于祖国以及天下”。从这个口号就可以看出,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直接借鉴了当时欧美大学生宣教运动“在今世将福音传遍天下”的理念,并将其本土化,强调中国青年应主动承担向本国同胞(特别是边疆与民族地区)传教的责任。

1910年后,丁立美以此模式赴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广州乃至日本东京(主要面向中国留日学生)巡回演讲。至20世纪20年代初,该团在全国数十所大中学校建立了支团,登记团员超过1500人,最终实际献身教会或社会服务者亦多达数百人。

“这一段历史,今天的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所以,我现在在家里就在写丁立美传。”李义老师说,“这段以乐道院为源头的学生奋兴史,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史叙述里没有讲,是一个空白,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乐道院的教育与医疗深刻塑造了近代潍县乃至山东的社会面貌。乐道院系统培养的教育人才、医院与护士学校培养的医护力量,在此后数十年间持续发挥影响。乐道院的医疗事业也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消失。其医院经过战后的恢复、接管和多次更名,逐渐发展为今天的潍坊市人民医院。

转折:从教会的乐道院到日军的潍县集中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占领胶东。由于此时美日尚未开战,作为美国教会产业又紧邻胶东的乐道院一度成为战乱中的避难所,收容了不少难民。

转折发生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等国成为日本的敌国,在华欧美侨民一夜之间从“中立者”变成被拘押的对象。1942年3月,日军占据乐道院,将这片封闭式院落改造成集中营——日方称之为“敌国人集团生活所”。

为什么日军选择乐道院作为集中营?李义老师从地理位置和建筑条件两方面作出解释。潍县位于胶济铁路中段,交通便利;乐道院本就是一处封闭的教会建筑群,有围墙、有教堂(可作礼堂)、有校舍、有宿舍、有可供上千人起居的大量房间;占领这里以后,稍加铁丝网与岗哨等,便是一座现成的大型囚笼。“大门一关,外边的人进不来,里边的人出不去。”一处为信仰、医疗和教育而精心营造的半封闭社区,其建筑结构恰恰为囚禁提供了便利——这段空间用途的转变,构成了乐道院历史中最令人不安的反差。

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3月,日本将乐道院改造为“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1943年3月18日前后,首批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欧美侨民被押解至此,潍县集中营正式启用。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解放,潍县集中营共关押过2000余名西方侨民。

集中营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治安排:被关押者组成委员会,分担厨房、卫生、教育和医疗等事务。但自治掩盖不了物资的极度匮乏——食物短缺、营养不良、疾病流行是日常。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这2000余名关押者中不乏日后被人们记住的名字:华北神学院创办人赫士(Watson M. Hayes)及其师生、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的恒安石(Arthur W. Hummel Jr.)、比利时籍天主教神父雷震远,以及戴德生的长子戴存仁和戴存仁的4位孙辈,其中包括戴绍曾。当然,还有李爱锐。

根据相关统计,潍县集中营内有百余名大学教授与学者——主要是燕京大学和齐鲁大学、辅仁大学、华北神学院及协和医学院等高校的外籍教授群。除了传教士以及众多教育界领袖之外,潍县集中营还囚禁了很多商界与文化名流,包括卜内门洋碱公司(ICI)、英美烟草公司(BAT)、汇丰银行(HSBC)等在华高管。

由于营内有不少教授、医生、工程师和艺术家,被关押者尽力维持教育活动,开设从儿童课程到大学预科程度的课程,内容涉及数学、语言、化学和音乐等。具体课程设置仍应以集中营课程记录或幸存者回忆为准。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当年被关押在潍县的欧美儿童,战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称其为“高墙内的特殊学校”。

李爱锐在乐道院的最后两年

李爱锐1943年被押入潍县集中营时,已经是声名在外的人物:巴黎奥运冠军、《烈火战车》虽尚未问世但“主日不赛跑”的信仰见证却早已遍地流传的传奇。但在集中营里,他首先是一个普通劳动者。

据多方记载,他一入营便被安排担任数学与科学教师,还负责组织体育活动,后来成为营内一个区域的负责人。诺曼·克利夫(Norman Cliff)在他所写的回忆录《快乐之路的庭院》(The Courtyard of the Happy Way,书名正取自乐道院的英文)中留下不少细节:李爱锐为缺少器材的孩子们修理曲棍球杆,编写化学教材,陪伴营中的老人,照料病弱者。孩子们亲切地叫他“埃里克叔叔”。

这些事迹的动人之处,不在于它们有多么英雄主义或者多么传奇,而在于它们有多么琐碎和日常。一位传奇奥运冠军,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修一根曲棍球杆、给一个孩子补一堂课上。

1945年初,李爱锐的健康急剧恶化。头痛、情绪低落,起初被当作过度劳累或精神压力,直到病情无法挽回,才开始怀疑是脑瘤。2月21日,他在集中营中去世,年仅43岁。

营中难友将他安葬在集中营东南角、日军军官宿舍后面的小墓园里。当时物资极度匮乏,人们无法为李爱锐立碑,只能用木头做了一个简单的十字架插在李爱锐的坟前;据难友回忆,他们甚至找不到油漆,只好用黑鞋油在十字架上写下了他的名字。

李义老师特别提醒:在潍县集中营那段历史中,李爱锐其实并不是“主要人物”。“当时李爱锐在里边影响并不是很大。”他只是营中众多值得被记住的人之一。李义老师说,营中值得被记住的人很多,“比如,里面还有一位非常有名气、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赫士,他和华北神学院的一大批人被关起来”。

李爱锐的奥运冠军身份,以及电影《烈火战车》带来的知名度,使他成为公众进入这段历史的一条重要路径。但这条路径不应遮蔽集中营中其他被关押者,也不应让乐道院此前数十年的宣教、教育与医疗历史退居背景。

记忆如何被重新发掘?

1945年8月17日,美军伞兵空降解救了集中营,“潍县集中营”不复存在,“乐道院”重新回到教会手中。战争结束了,被囚禁的人们获得自由——李爱锐和赫士等人除外,他们在集中营里去世,没有等到那一天。

乐道院的命运却走向另一种消散——教会活动逐渐结束并融入本地教会体系;学校转向公办教育;医院则成为今天潍坊市人民医院的历史源头。

此后几十年,这片院落被拆分、改建,大量历史建筑在城市扩张中消失。如今仅存数处历史建筑,原先乐道院的大部分建筑已经消失不见。“乐道院基本上是被五马分尸了,院子都被拆掉了。”提及乐道院的曾经,李义老师异常惋惜。

“乐道院”这个名字也一度从公众记忆里彻底退出。“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多次路过潍坊,那个时候‘乐道院’根本没人知道,当地人都不知道。”李义老师说,“只有几个信徒知道那个地方当年曾经办过学校,但是具体情况如何,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转折始于20世纪80年代。

1982年电影《烈火战车》获得奥斯卡奖后,在潍县集中营曾照料过恒安石并与他结下深厚情谊的李爱锐再次成为国际焦点。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恒安石借外交访问行程的机会,重返潍坊寻找当年的潍县集中营旧址以及李爱锐的安葬处。

当时乐道院的部分建筑虽有留存,但李爱锐的墓地在“文革”时期已被掩埋。

“文化大革命”期间,乐道院相关墓地受到冲击,部分墓碑被移除或掩埋。关于具体实施者、过程及墓地被掩埋的范围,仍需依据地方档案和当事人回忆逐项确认。

此后二十余年间,随着校园整修、种植树木和铺设地面,人们逐渐遗忘了墓碑的确切位置。直到1989年、1990年,李爱锐的墓地才被最终确认。

恒安石此次以美国驻华大使身份的公开寻访,引起了地方政府和外事部门对乐道院二战历史价值的高度重视,为几年后(1989年)全面修缮乐道院遗址奠定了重要基础。

进入21世纪,李爱锐的奥运冠军身份与他在战争拘禁中的生命见证,共同使他成为重新发现这段历史的重要人物。李义老师清楚地记得:乐道院真正“涨起来”,其实是悉尼奥运会前后的事。“我们当时不是也想要申办奥运会嘛,为了去了解学习奥运会是怎么运作的,一大批专业的人到了悉尼,然后意外发现了李爱锐这件事,发现了这位在中国去世的传奇奥运冠军。”

之后,关于李爱锐的相关报道随之增多,地方政府与各方力量开始投入遗址的发掘与保护。2020年,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博物馆正式开放。2024年5月,更名为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博物馆。

2025年,山东大学出版社推出《乐道院潍县集中营资料编译(第一辑)》,系统整理了相关档案、日记、书信与回忆录。

一处曾长期淡出公众视野的院落,因李爱锐的故事及相关历史研究,重新进入公众视野。这既是幸运,也埋着一重隐忧:当李爱锐成为乐道院的“代名词”,那乐道院前面六十年的宣教、教育、医疗史,以及赫士、丁立美和无数本土信徒的故事,是否会再次沦为背景板?

如何理解乐道院的多重身份?

乐道院的多重身份——近代中国基督教宣教基地、现代高等教育的摇篮之一、二战同盟国侨民集中营、今日的爱国主义教育与和平纪念地——常常让人无所适从。该如何理解这样一处层层叠叠的遗址?

李义老师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视角:区分不同的“时段”来看。从最短的时段看,它是一座集中营,是李爱锐等人的生命终结之地;从中等时段看,它是美北长老会在华推行大使命的宣教与教育中心;而从最长的时段看,它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中西文化交流与世界反法西斯历史的一个交汇点。短时段的苦难与英雄叙事固然动人,但唯有拉长时间的尺度,这片院落的完整意义才会显现。

对今天的中国教会而言,乐道院的意义不只在于纪念一位英雄,也在于重新认识一段由宣教、教育、医疗和战争共同构成的历史。它留下的问题包括:信仰如何在讲台之外被活出来?当一个人失去了跑道、失去了奖牌、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健康,他还能凭靠什么来服事他人?他在巴黎奥运会上赢得金牌,是一种众人都看得见的天赋和优秀;他在集中营里面修补体育器材、教导孩子、陪伴老人,则是另一种不那么容易被看见的忠心。

谈到如何看待李爱锐,李义老师的话很克制。“我很感念他。如果从世界的角度说,他是一个英雄人物;我们现在说,他是一个宣教的、传教士的典范。”李义老师认为,李爱锐来到中国,与他对基督教宣教使命的理解密切相关。他的一生,也始终没有离开这份使命。“今天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并没有让人们忘记当年那些传教士,那些为神谦卑地背负大使命、坚持大使命的人。”他特别提到马太福音结尾那段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话,基督徒大都非常熟悉。然而,在集中营里日军的枪口和铁丝网下,这句话有着与平日全然不同的分量。

集中营里的李爱锐把他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修补一根曲棍球杆、上一堂化学课、服事一位老人的陪伴上,直到被脑瘤夺去生命。这不是一场以死亡为终点的英雄传奇,而是一种在苦难中持续显露出来的日常忠心。

而这日常的忠心,恰恰呼应了六十年前狄乐播夫妇为这片院落起下的那个名字——乐道。乐于修道,无论是在创院的筚路蓝缕里,在学生奋兴的火热中,还是在集中营的饥饿与死亡面前。

战争结束了,乐道院的建筑也大多消失了。但这片土地所承载的历史并未随之终结。它仍需要被更完整地研究、保存和讲述。

附:乐道院百年时间轴

· 1883—1884年:狄乐播夫妇在潍县创建乐道院,初期建筑逐步建成
· 1900年6月:义和团运动中,乐道院被焚毁
· 1902年后:以庚子赔款重建,规模扩大
· 1904年:组建广文大学(齐鲁大学前身之一)
· 1909年春:丁立美回乐道院主领布道会,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由此发端
· 1917年:广文大学文理科迁济南并入齐鲁大学
· 1937年:日军占领胶东,乐道院一度成为避难所
· 1942年3月:日军占据乐道院,改建为侨民集中营
· 1943年3月:华北欧美侨民陆续押入;李爱锐入营
· 1945年2月21日:李爱锐病逝于集中营
· 1945年8月17日:美军伞兵空降,潍县集中营解放
· 1989-1990年:李爱锐墓地被确认
· 1991年6月9日:李爱锐墓地纪念碑在潍坊揭幕
· 2020年: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博物馆开放
· 2024年5月:更名为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博物馆
· 2025年:《乐道院潍县集中营资料编译(第一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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