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冠军李爱锐的一生与他的中国岁月|纪念特稿
李爱锐(Eric Henry Liddell)资料图片
李爱锐的一生,远不止于巴黎奥运会上的那枚金牌,本文沿着他的生命轨迹,带我们认识一位奥运冠军鲜为人知的中国岁月。
198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讲述了李爱锐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的抉择,却没有讲述他如何从一名出生于天津的传教士子弟,成长为世界冠军,更没有讲他巴黎奥运会夺冠之后的故事。
一个被电影讲了一半的故事
电影《烈火战车》留下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短跑运动员形象:他奔跑时上身后挺,下巴扬起,双臂大幅摆动——这样的跑姿其实并不标准,却总能把对手甩在身后。他又是一个拒绝在星期日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人,为此承受了舆论铺天盖地的指责,最后却又奇迹般地在另外一个项目上赢得了金牌……
这个人就是李爱锐(Eric Henry Liddell,1902—1945)。对绝大多数普通观众而言,他的故事永远停留在了1924年夏天的巴黎:一名运动员在信念与荣誉之间作出出人意料的抉择,随后又在另外一个项目中获得了比预期更大的成功。
但电影所讲述的,其实只是他一生的一小部分。这位奥运冠军的人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与中国紧密相连。
巴黎夺冠时,李爱锐年仅二十二岁。第二年,他离开英国,回到出生地天津,在新学书院教数学、化学和自然科学,也教学生跑步和踢足球。他参与民园体育场的改建筹划,把自己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比赛经验带到天津;后来又从运动员转为赛事组织者和裁判。1945年2月21日,他死于山东潍县集中营,年仅四十三岁。这个时间点,距离日本投降仅剩半年。
《烈火战车》电影的荣耀终点,恰好可以成为理解他后半生的起点。
一个已经赢得奥运金牌、前途大好的英国年轻人,为什么要回到遥远的中国天津?作为一名教师,他具体在天津做了什么?在天津已经展开的现代体育实践中,他参与了哪些工作,又留下了哪些痕迹?
老家天津,1902
1902年1月16日,李爱锐出生于天津的马大夫医院。
他的父亲李德修(James Dunlop Liddell)是英国伦敦会的一名来华传教士,1898年11月来到中国。母亲玛丽·瑞汀(Mary)是苏格兰人,1899年10月23日乘船抵达上海。当日,两人在上海圣三一堂举行了婚礼,随后被派往华北宣教。
李爱锐在四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哥哥罗伯特于1900年出生在上海,家中另有一个弟弟和妹妹珍妮。父母在天津一带工作长达三十年,直到1929年李德修退休,一家才迁回英国。
李爱锐出生的1902年,正赶上天津这座城市急剧变化和发展的一段时期。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依据《北京条约》的规定成为通商口岸。英、法、美、德、日、俄、意、奥、比九国先后在这里设立租界。1900年庚子事变后,英国越过墙子河,即今天的天津南京路一线,扩展租界,把包括今天五大道在内的地区纳入了英租界。后来李爱锐参与改建的民园体育场,就在这一片地区。
这个时候,许多现代体育项目已经传入天津。天津体育博物馆的展板显示足球与赛马这两项体育运动传入天津的时间是1864年。篮球则在1895年由基督教青年会的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带来——距离美国人奈史密斯发明篮球这项运动,仅仅过去四年。
天津体育博物馆收藏着一份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复制而来的篮球比赛布告——这份布告显示,1896年1月11日,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了一场篮球比赛。它证明了天津是中国篮球运动发祥地。
学校也是现代体育进入城市的重要通道。北洋大学堂1895年成立,1897年便举行了校内“赛跑会”。虽然名字叫做“赛跑会”,实则是综合性运动会,设置了多达十二个项目,包括跨栏、撑竿跳、短跑、跳高、跳远等。
这些记录说明,在李爱锐出生前后,现代体育已通过学校、青年会和城市公共活动进入天津。
奥林匹克运动也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1907年,张伯苓在天津公开提出,中国应尽快组建奥林匹克代表队。1908年前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刊物《星期报》刊文进一步介绍奥运会,讨论中国派员参赛、取得奖牌乃至争取举办奥运会的可能。
1910年7月17日,《申报》刊登《中国运动大会之先声》,其中写道:“试问中国何时能派代表赴万国运动大会?何时能于万国运动大会时独得锦标?又何时能使万国运动大会举行于中土?”这里的“万国运动大会”,其实就是奥运会,是当时中国社会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称呼。
后来,这三个逐步形成的问题被后人概括为“奥运三问”。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国派出了一支6人代表团,但运动员仅有刘长春一人。他成为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被誉为“单刀赴会”。尽管他在100米和200米预赛中即被淘汰,但这却是中国人的身影首次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回答第一个问题,中国用了22年。
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以566环的成绩夺得男子自选手枪慢射冠军。这不仅是那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更是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至此,中国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回答第二个问题,中国用了74年。
2008年8月8日,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中国不仅成功举办了这届奥运会,还以51枚金牌位居金牌榜首位,成为奥运历史上首个登上金牌榜首的亚洲国家。回答第三个问题,中国用了98年。
从1932年的单刀赴会,到1984年的金牌突破,再到2008年的主场圆梦,这三个回答串联起了百年间中国从体育弱国走向体育强国的艰难历程。
在李爱锐童年时期的天津,已经存在现代体育传播的多条渠道:租界、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后来归国的中国留学生。等他成年后带着奥运冠军的身份回来,这座城市已经有了自己的体育基础和一批从事体育项目的人。
求学英国,1907
1907年,李德修一家回国休假,李爱锐和哥哥随后留在英国读书。这是李爱锐第一次离开中国。
李爱锐的少年时期,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英国。在同学中,唯一让他与众不同的是档案里的出生地一栏。校园生活时不时需要填写一些个人资料,在填写个人资料时,他写下的出生地是一个英文地名:“Tientsin, China”,即“中国天津”。
回到苏格兰后,他们先进入德里门公立小学,随后进入伦敦东南部布莱克西斯(Blackheath)的伊尔撒姆学院(Eltham College)就读。1912 年,学校迁至莫廷汉姆(Mottingham)。这是一所专门为传教士子女建立的寄宿学校。
从六岁到十八岁,李爱锐绝大多数的时间没有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这种经历在当时的海外传教士家庭中并不罕见:父母留在工作地,孩子返回英国接受教育,一次分别往往会持续数年。
在学校里,李爱锐逐渐喜欢上了板球、橄榄球以及赛跑。后来曾经担任学校板球队队长,十六岁时又成为学校橄榄球队队长;也曾当选学校的年度最佳运动员;学校每年的赛跑中,他和哥哥连续几年分列第一、第二名。
世人所熟知的李爱锐的身份是短跑运动员,但最早让英国体育界认识他的项目,是橄榄球。
十八岁从伊尔撒姆学院毕业后,李爱锐进入爱丁堡大学继续学习。他主修科学,专业方向为化学,同时还是大学橄榄球队主力,后来甚至入选了苏格兰国家橄榄球队,代表苏格兰出赛七次,参加过五国橄榄球锦标赛。
英国体育界教练汤姆·麦克查尔注意到了李爱锐杰出的运动能力,引导他进一步走上田径道路。
1921年,刚入大学不久的李爱锐在校运动会上击败夺冠热门史华特,获得一百米短跑冠军。6月18日,他又在圣安德鲁斯运动场赢得一百米比赛;一周后,在苏格兰业余运动员协会锦标会上取得了两个短跑项目的第一名。
当年8月11日,《格拉斯哥先驱报》写道:“爱丁堡大学业余运动社的埃里克即将成为英国冠军,甚至可能成为奥运赛场上的英雄。”
1923年,他已成为英国最顶尖的短跑运动员之一。为集中准备巴黎奥运会,他放弃了橄榄球,专攻短跑。
1923年7月中旬,在英格兰斯托克城(Stoke-on-Trent)举行的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三角田径对抗赛上,当时21岁的李爱锐代表苏格兰出战440码(约402.3米)项目,被撞倒后,他在落后近20码的绝境下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反败为胜。
440码在当时被称为“最残酷的冲刺跑”,需要选手在整圈跑道上几乎全程保持高速。发令枪响后,选手们迅速起跑冲出。进入第一个弯道时,英格兰选手J.J. 基利斯(J.J. Gillies)在切道时不慎踩到了李爱锐的脚,将他重重撞倒在地。
李爱锐直接滚落到了跑道内侧的草坪上。这剧烈的摔倒让他胸口受到猛烈撞击,一度岔气、呼吸困难。在短跑和中跑项目中,跌倒几乎等同于直接淘汰。当时,无论是裁判还是观众都认为他会退出比赛,前面的选手们则借机迅速拉开和李爱锐的差距。
当李爱锐强忍疼痛重新站立起来时,领跑集团已经飞奔出将近20码(约18米)远。
面对巨大的劣势,李爱锐没有退赛,而是迅速调整呼吸,迈开长腿展开追赶。他以自己惯常的姿势加速追赶,逐渐缩小与领先者之间的距离。在最后的弯道处,他利用惊人的加速连续超越了两名选手,将差距逐渐缩小。
进入最后100码直道,李爱锐已经追到了第二位,身前只剩下此前撞倒他的基利斯。在全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与呼喊声中,李爱锐在距离终点线仅剩几米的地方完成了超越,第一个撞线夺冠,成绩为51.2秒。
后来的传记与报道常以“相当于49秒以内”形容这场逆转的含金量;这一换算属于评价性说法,不宜当作正式成绩。
由于在后半程超负荷透支了全部体能,冲过终点线的瞬间,李爱锐双腿一软,当场瘫倒在地失去意识。医护人员和官员迅速冲上跑道将他抬离赛场进行救治。
这场比赛被当时的英国媒体称为“田径赛场上最伟大的毅力展现之一”。即使在英格兰的主场,现场观众也为这位苏格兰跑者永不言弃的精神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掌声。
荣耀巴黎,1924
1924年7月,第八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黎举行。
作为“苏格兰飞人”,李爱锐是当时英国代表团在男子100米短跑项目上的夺冠热门之一。另外一个夺冠热门,则是同为英国运动员的哈罗德·亚伯拉罕斯(Harold Abrahams)。
然而,在三月末公布的赛事日程中,100米预赛被安排在1924年7月6日举行。
这一天是星期日。
对于绝大多数运动员来说,这都不是问题,但对李爱锐来说却是很大的问题——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李爱锐恪守安息日(主日)不从事世俗事务的原则。
在得知赛程安排后,他做出了放弃参加100米比赛的决定。
这一决定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掀起了巨大的风波:英国媒体和体育界对他展开了猛烈的批评;英国奥运委员会官员也曾多次对他进行劝说,希望他能在国家利益面前做出让步。但他始终立场坚定,没有丝毫退让。
有人提出了折中办法:比赛时间是周日下午,他可以上午参加主日崇拜,下午前往赛场参赛。但他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定。
李爱锐退出的比赛并不只有一百米。4×100米和4×400米接力赛的决赛时间同样安排在星期日,他也放弃了这两个项目。英国队后来分别获得了这两项比赛的银牌和铜牌。一家英国报纸评论道,如果李爱锐参加这两项比赛的话,英国可能会获得两块金牌,但他的信仰不允许他在星期天比赛。
这样的“如果”无法验证,却足以说明当时舆论施加在他身上的巨大压力。
放弃主项后,李爱锐决定报名参加比赛日设在工作日的200米和400米比赛。
在奥运会开始前仅剩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李爱锐开始调整训练计划,以便适应需要更多体力分配与耐力的400米赛跑。在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一个100米短跑选手能击败长距离短跑的专业强敌。
决赛之前,美国选手霍·菲奇在小组赛中跑出47秒8,打破奥运会纪录;李爱锐则以48秒2获得另一个小组的第一。
1924年7月11日,星期五,这一天是400米决赛的时间。这天早上,英国队的一名团队按摩师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出处:撒母耳记上2章30节)”。
决赛中,李爱锐被分到了最外侧的第6道。在当时的分道条件下,第6道的运动员看不到身后的对手,因此只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奔跑。发令枪响后,李爱锐采取了罕见且极具风险的“全程冲刺”战术,从第一步起就全力拼搏。
他以标志性的昂头、挥臂姿势一路领先,最终以47.6秒的成绩率先冲线,不仅一举夺得金牌,更刷新了当时该项目的奥运纪录与世界纪录。此前,他已经在7月9日举行的200米短跑比赛中以21秒9的成绩夺得了一枚铜牌。
李爱锐夺冠以后,英国舆论马上就转向了——他从之前人人喊打、遭受严厉批评的问题运动员,变为了现在人们交口称赞的风云人物,返回英国时还被授予了橄榄叶桂冠。
赛程公布之初,李爱锐拒赛周日百米项目的决定,触动了大英帝国在奥运赛场上的敏感神经。《曼彻斯特卫报》从国家利益角度冷峻地评论道:“由于李爱锐不愿在安息日参赛,英国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在更具煽动性的大众报刊上,批评迅速演变为人身攻击,“自私”、“狭隘”、“愚蠢”乃至“国家叛徒”等字眼频频见诸报端。更有一些体育记者嘲笑他仰头张嘴、双臂乱挥的怪异跑姿,称其为“糟糕透顶的风格”,断定这种短跑冲刺型跑法在400米中必然崩溃。
但7月11日那个下午的400米决赛,改写了所有的舆论叙事。李爱锐以一种近乎违背田径常识的全力冲刺姿态,打破世界纪录并摘得桂冠。面对这一震撼性的结果,英国媒体迅速完成了话语重构:《泰晤士报》将其定格为“跑道上所见过的最具戏剧性的一场比赛”;此前被视为“顽固教条”的拒赛之举,也在《邓迪信使报》的笔下升华为“出于对信念的绝对忠诚而展现出的真正勇气与骨气”。
面对媒体此前对他怪异跑姿的嘲讽,100米金牌得主、李爱锐的队友哈罗德·亚伯拉罕斯曾留下一句著名的回击:“人们可以喊破喉咙去嘲笑他那糟糕透顶的跑姿。随他们去吧,反正他第一个冲过了终点。”
同年7月,他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当他登台领取毕业证书时,全场起立鼓掌。校长阿尔弗雷德·伊文爵士对他说:“李爱锐先生,现在除了主考官,没有人能够超过你(Pass you)。”
“Pass”这个单词既可指通过考试,也可指在跑道上超过对手。科学学业与田径成绩,在李爱锐毕业典礼上的这句双关语里碰到了一起。
巴黎让李爱锐成为世界瞩目的运动员,却没有决定他此后的人生方向。1925年,他踏上横跨欧亚大陆的旅程,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天津。对于这位刚刚赢得奥运金牌的年轻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人生选择,才刚刚开始。
重返天津,1925
巴黎奥运会之后,李爱锐的运动生涯依然在继续。1925年,他代表爱丁堡大学参加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苏格兰全境运动会,获得了一百米、二百米和四百米三枚金牌。
英国许多企业都向他发出了邀请。除了耀眼的运动成绩外,他在化学专业的学习也受到了认可。但最后一次苏格兰比赛结束五天后的1925年7月4日,他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
当天上午,他从爱丁堡的威弗利火车站乘坐火车出发前往伦敦,现场有数百名群众和学生前来为他送行。之后,他途经欧洲大陆,搭乘火车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横跨欧亚大陆,于7月中旬抵达了目的地:中国天津。
至于他准备到中国做什么,他自己的表述更具体:“我相信上帝造我是为了中国(I believe God made me for China)。”
抵达天津后,他见到了父母和兄弟姐妹,随后便开始为进入新学书院任教做准备。
新学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赫立德(Samuel Lavington Hart)博士于1902年创办,恰好和李爱锐同龄。赫立德曾在巴黎大学、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和伦敦大学接受教育,是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当李爱锐于1925年到达天津时,他已六十七岁,仍任新学书院的校长。
这是一所在天津颇有影响的教会中学,袁世凯的几个儿子都曾在这所学校读书。
当时的新学书院对教师有着一套严格的录用标准和制度。奥运冠军的光环并不能让李爱锐绕过录用程序。李爱锐先是通过了校方的专门考试,然后还写下了一份决心书(保证书),才被校方录用。在被录用以后,他专门前往贫困的山东山村地区进行实习。实习期满后,他顺利通过了答辩。为了扫清语言障碍、更好地胜任新学书院的教学工作,他又前往北京的燕京大学学习了一年的中文。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后,他才登上了新学书院的讲台,正式成为一名教师。
作为一名年轻的外国教师,李爱锐主要教授数学、化学和自然科学,此外兼教英语,协助体育教学。
虽然是一个年轻人,李爱锐却在教学上非常有耐心。他有一个习惯:班级里哪怕还有一个学生没有听懂,他就会再讲一遍,直到所有学生都听懂为止。
在新学书院,李爱锐的影响并不限于课堂。他的谦逊、简朴,以及把体育纳入教育的实践,都成为他的学生们记忆的一部分。
在一些学生的回忆中,这位拥有奥运冠军头衔的外国教师并没有明显的架子,更像一位平易近人、充满活力的兄长。
按理说,作为刚刚打破世界纪录的四百米金牌得主,他完全可以在学生面前炫耀。但李爱锐在新学书院任教期间却极少提及自己的奥运辉煌。很多学生一开始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化学老师居然是世界冠军。他的那枚巴黎奥运会400米金牌,平时就被他随手扔在办公桌的抽屉里。直到后来有学生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他的报道,大家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他们身边竟然有一位奥运冠军、一位曾经创造400米世界纪录的运动员。当学生们激动地向他求证时,他也只是微笑着一笔带过,不愿多谈过去的荣誉。
作为一所教会学校,新学书院的经费并不宽裕,许多中国学生的家庭条件也很一般。李爱锐发现学校的体育器材非常匮乏,便经常用本就微薄的薪水购买足球、篮球和田径设备免费供学生使用。
李爱锐的生活相当简朴。他常年穿着普通的白衬衫、卡其布短裤和一双普通的胶鞋,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他不仅不嫌弃中国平民的饮食,还经常和学生们打成一片,一起在街边吃大饼、喝排骨汤。
体学并进——李爱锐在新学书院的体育教育
新学书院并不是因为李爱锐到来才开始重视体育。事实上,学校早已有相当深厚的体育传统,1921年还成立了体育部,足球、篮球等项目在天津学校体育中都有相当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这所学校与李爱锐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结合:学校原本就重视体育,而一个刚刚获得奥运冠军、又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教师,为学校带来了更系统的训练经验和更开阔的体育视野。
李爱锐在新学书院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体育老师。他的主要教学领域是化学、数学、自然科学等课程,同时参与体育教学。换句话说,他所理解的教育,从来不是把“读书”与“运动”截然分开,而是试图让二者共同塑造一个完整的人。在新学书院,李爱锐对学生提出的最低要求是“体学并进”:学习要好,身体也要好。对于体学兼优的学生,他还会推荐到英国的大学读书。
“体学并进”并不是把体育成绩与学业成绩简单相加,而是把身体训练视为完整教育的一部分。李爱锐本人兼具科学训练与竞技经验,因此能够在课堂和运动场之间建立联系。
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也留下了深刻印象。李爱锐的一名学生俞文基后来回忆说,体育课是他们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因为他们知道站在面前的老师是一名奥运冠军,也希望从他那里学习真正的运动技术。
李爱锐把自己在竞技体育中形成的训练经验带进了校园。他会亲自指导学生跑步训练,也参与足球等项目的教学。相关资料显示,他还推动学校开展足球、田径等运动,并利用自己的私人网球场带学生打球。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把体育限制在单一的田径项目上,而是推动多种运动共同发展。
在他的教学实践中,体育不只是争取比赛成绩,也包含训练、纪律、团队合作与公平竞争。
这种影响后来延伸到了更长的时间里。新学书院的学生中,出现了像吴必显这样的运动员。吴必显后来代表中国参加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成为那个时代极少数登上奥运赛场的中国运动员之一。
而李爱锐本人,也没有因为成为教师就彻底离开竞技体育。1929年,他在天津举行的万国田径运动会上与德国名将奥托·佩尔策同场竞技,在400米比赛中以49.1秒的成绩获胜。而这场比赛,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国际性高水平赛事。
他不是站在场外告诉学生应该怎样运动的人。他自己就是那个不断训练、不断比赛、不断挑战极限的人。奥运冠军的身份,使他的讲授具有说服力;而教师的身份,又让他的经验不止停留在个人荣誉上,而是转化为一代年轻人的训练方法和成长经验。
因此,李爱锐在新学书院留下的影响,不宜只用比赛成绩衡量。他把竞技训练中的方法和经验带进校园,使体育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
“体学并进”可以作为理解他教育实践的关键词:他希望学生在知识与身体、个人与群体之间共同成长。
除了在校园里教授知识、指导学生运动,他也将自己在国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带入天津的公共体育事业。参与民园体育场的改造,便是其中一项值得关注的贡献。
民园体育场的诞生与改建
民园体育场并非由李爱锐从无到有地创建。早在1920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便在推广界一带修建了一处体育场地。这里原本是低洼地带,经过填土等工程处理后,逐渐成为英租界侨民开展体育活动的场所。不过,体育场最初的设施比较简陋,尚不能充分满足大型田径赛事和综合性体育活动的需要。
1925年,英租界工部局启动了体育场的改建工程。经过一年多的施工,新的体育场于1926年建成并对外开放。改建后的场地规模更大,设施也更加完善。据相关资料记载,体育场可容纳近两万名观众,设有田径跑道、足球场地和看台,能够满足不同体育项目的比赛需要。它不再只是供少数侨民日常运动的场所,而逐渐具备了承办大型体育赛事的条件。
李爱锐带来的专业经验
李爱锐参与民园体育场改建讨论,与他丰富的竞技经历有关。作为19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冠军,他不仅熟悉高水平田径比赛,也曾在英国和欧洲多座重要体育场参加训练与赛事,对运动场地的实际使用有着切身经验。
其中,与他关系尤为密切的是伦敦的斯坦福桥体育场。今天,人们提起斯坦福桥,往往首先想到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主场;但在20世纪20年代,它也是一座具有田径传统的综合性体育场。李爱锐曾在那里参加全英田径锦标赛及其他重要赛事,对这座体育场的场地条件和赛事设施并不陌生。
在民园体育场改建期间,李爱锐参考了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设计图纸,并结合自己作为运动员的实际经验,对改建工作提出专业建议。相关资料提到,他的建议涉及跑道结构、灯光设备和看台布局等方面。这些意见并非单纯来自对体育场建筑的观察,而是建立在长期训练和高水平比赛经验之上:什么样的跑道更适合运动员发挥,怎样的看台布局更有利于观众观看比赛,体育场又应该如何兼顾田径、足球等不同项目的使用需求?
从租界运动场到天津现代体育的重要场所
改建后的民园体育场,很快成为天津重要的体育活动中心。它不仅承办田径比赛,也举办足球等赛事,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1927年,民园体育场举办万国运动会相关赛事,南开、新学等中国学校的队伍也参与其中。此后,这里陆续承办多项国内外体育赛事,成为天津与国际体育交流的重要场所。
民园体育场的意义,还不只在于它拥有当时较为先进的硬件设施。它的变化,也折射出近代天津公共体育空间的演变。体育场最初建于英租界,主要服务于当地侨民。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学校和本土运动队伍逐渐参与其中,华人使用体育场的机会也在增加。1927年,英租界工部局将原来的“明园体育场”正式更名为“民园体育场”。有研究者指出,这一名称变化与当时租界公共空间逐渐向更广泛公众开放的趋势有关。体育场由此不再只是少数人的活动场所,而开始成为不同群体共同参与体育活动的公共空间。
对天津而言,民园体育场见证了现代体育在这座城市的发展:从早期侨民的体育活动,到学校运动队的成长,再到国内外赛事的举办,体育逐渐走出少数人的社交空间,进入更广泛的城市生活。它也为中国运动员提供了在本土参与高水平竞技的机会,让天津成为当时中国与国际体育交流的重要城市之一。
1929年,李爱锐再次站上民园体育场的赛场。在万国田径运动会的一场比赛中,他与德国名将奥托·佩尔策同场竞技,并取得胜利。这场比赛也成为他运动生涯中一段重要的记忆。因此,对于李爱锐而言,民园体育场不只是一项自己曾经参与改建的体育设施,也是他在中国继续从事体育活动、与运动员和学生交流的地方。
多年以后,民园体育场经历了战火和多次改建,原有的建筑面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它在天津现代体育发展史上的地位并未因此消失。今天,当人们重新走进这片场地,看到的或许已不再是李爱锐当年熟悉的跑道和看台,却仍能从这座体育场的历史中,看到一个奥运冠军如何将自己的竞技经验带回出生地,并参与一座城市体育文化的成长。
李爱锐与中国体育事业
李爱锐并不是中国现代体育制度的创建者,我们也不能把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体育发展的诸多成果归于一人之功。张伯苓、王正廷、董守义、马约翰以及基督教青年会等,都在中国近代体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爱锐的贡献,应放在这一群体性历史中理解:他把自己的竞技经验和训练方法带进学校体育,并对一批中国青年运动员产生了影响。
李爱锐在中国体育史上最容易被具体看见的贡献,是他培养和指导的一批青年运动员。
吴必显是观察李爱锐体育教育影响的一个具体案例。
1913年出生于天津的吴必显,在新学书院读书时接受李爱锐的体育指导。他不仅参加篮球、排球,还在跳高项目上显示出突出天赋。1931年,他以1.80米的成绩平全国纪录;1933年,在青岛举行的华北运动会上,他跳过1.82米,再次打破全国纪录。1934年远东运动会,他跃过1.87米,获得第四名,这个成绩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保持的全国男子跳高最高纪录。
1936年的中国竞技体育尚处在发展阶段,仅跳高和撑竿跳两项达到了奥运会田径项目预赛的标准,吴必显被视为有可能冲击决赛圈的选手。然而,那个时代赴德参赛的艰难条件,对运动员们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长达28天的海上漂泊,对运动员的体力消耗极大,使得他们在奥运会赛场上的表现受到很大影响。8月2日,男子跳高比赛共有40名选手参赛,吴必显孤军奋战,虽然轻松跃过1.80米,但在挑战1.85米高度时未能成功,遗憾地失去了决赛资格。
吴必显的经历尤其能够说明李爱锐的教育意义。一个天津学校里的青年学生,在接受训练之后,逐渐走向华北赛场、全国赛场,再走上国际赛场。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他成为当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田径运动员之一。虽然最终没有进入决赛,但从新学书院的操场到奥运会的赛场,这条道路本身就是中国现代体育成长的缩影。对李爱锐而言,体育教育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他不能代替学生站上赛场,但可以帮助一个年轻人走向自己的赛场。
另一位与李爱锐联系密切的运动员,是“三铁”运动员刘福英。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三铁”属于当时田径投掷项目的称呼——包括铅球、铁饼、标枪——而不是今天意义上的铁人三项。铅球、铁饼、标枪,刘福英的水平都很高,是那个年代中国少数够格站上奥运会赛场的投掷选手之一。在天津教书的那些年,从他手里走出来的年轻人不止这两位——还有被称作“铁门丁”的足球守门员丁煦春、踢前锋的足球运动员赵洪林等。
李爱锐并没有凭一己之力改变中国体育,但他把竞技经验转化为教学方法,把训练场变成学生成长的课堂。1937年,他离开新学书院,走向战火中的华北乡村。这个转身,也让他的故事从体育教育进入另一种更艰难的服事。
战火乡下,1937
1937年,李爱锐离开天津的讲台,去了河北乡村。此前,他在新学书院任教,带学生训练,把一个奥运冠军的经验放进课堂和运动场。到了肖张镇(Xiaozhang),他更多时候骑着自行车,往来于村庄与医院之间。
这次调动起于学校的一项经费安排。1936年7月,伦敦会在北戴河召开年度会议,决定将由会方承担费用的教师在三年内减至四人,其余人员转往华北乡村。李爱锐正在调动之列。
他起初婉拒,担心自己的中文不足以应付乡村工作。会方坚持安排,他还面临停发工资的压力。1937年5月,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决议已经下来了,弗洛伦丝(Florence Mackenzie)和我从9月开始就要到肖张镇去。”
在这封信里,李爱锐的计划还是夫妻同行。两个月后,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整个华北的局势迅速恶化。会方认为乡下太危险,不许李爱锐的妻子和女儿随行。最后,李爱锐独自去了肖张镇,弗洛伦丝和孩子们则留在天津。两地相距约两百公里,一家人的生活被分成了城市与乡村两头。
肖张镇今属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义和团运动及相关动乱平息后,还不到一岁的李爱锐随父母迁往河北肖张镇。在这里,李爱锐度过了童年的前5年。当时,父亲詹姆士·李德修(James Dunlop Liddell)在肖张镇从事传教工作。二十年以后,已经长大成人的李爱锐再次回来,惊讶地发现当地居然还有不少人记得他的父母。
1937年至1941年间,他在肖张镇从事乡村传教与战地救济工作。在日军封锁和扫荡的环境下,他常骑自行车或乘驴车往来于周边村庄,参与救助伤员、运送物资和安抚难民。
传教站有医院、学校、教堂和宿舍。他的哥哥罗伯特(Robert Liddell)是伦敦会在肖张镇传教站医院的医生,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当李爱锐到肖张镇的时候,已经病倒。李爱锐来到哥哥身边,协助哥哥,救治并照顾当地大量的病患和伤员。
华北平原上肖张镇周边的村庄,是他新的工作地点。他每次外出工作都戴着红十字袖章,既为表明医疗工作者的身份,也为保护自己。遇到日本兵,他便微笑着谦卑相对。有一些士兵知道他奥运冠军的经历,便放他过去。
1938年秋,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能奉命离开城市,能在此途中有机会目睹此地(肖张镇)和天津之间饱受战火蹂躏的广大地区的惨状,对我来说受益匪浅。”
信中还特意记下了一户人家——整幢房子只剩两间屋没有烧掉;院里留着又大又长、已经焦黑的木栅栏;两名寡妇带着两个女孩,守在那里。此前,日军带走了家中的男人,索要赎金。家人没能凑齐钱,男人最终惨遭日军枪杀。
李爱锐带着复杂的心情走进院子,看着院子的惨状,他禁不住弯腰祷告。可是话一出口,他又随即反问:“(面对这样的惨状,)上帝又能做什么呢?”
在肖张镇工作期间,李爱锐经常需要骑自行车。自行车不仅载着他往来,也被他用来运送伤员。
1939年2月18日,这一天正好是除夕,距肖张镇不远的一个村庄里,一名抗日战士被日军打成重伤,已经在废弃破庙中躺了五天。
闻讯以后,李爱锐马上前往破庙,把伤员抬到自行车上。由于路途遥远,只能先送到一家小店暂时安置。第二天,他们继续用自行车运送伤员。道路坑洼,还必须避开日军的警戒线。最终伤员顺利抵达医院,却因内脏受损严重,在次日不幸去世。
另一次,他在工作途中听人说起有六名八路军战士遭日军砍头示众。最后一人的气管没有被砍断,没有当场断气;日军离开后,村民们把他抬到一间小屋。李爱锐检查后认为仍有救活的可能,便将他扶上自行车,送往同仁医院救治。这名战士后来顺利活了下来。
李爱锐并非医生,但他常常承担救治链条中关键的一环:找到伤者,并设法把他们送到医院。
曾经有朋友问过他,他选择离开天津和学校,来到乡下工作,是否后悔。他回答“从来没有后悔”,并说他在过去的工作中,从来没有像在肖张镇这样感到欢乐和自由。
1939年,伦敦会安排他回国休假一年。8月,他与妻子、女儿从天津出发,经加拿大绕道英国,11月初抵达爱丁堡。一家人终于不必再分居两地,但此时战争的阴影已经笼罩了几乎整个欧洲。
在苏格兰,他曾经报名参加战斗机飞行队,希望能够直接参与抗击纳粹德国,但没有如愿。1940年,假期结束,他们一家重新回到了中国——他知道,乡村的工作仍在等着他。
随着欧洲战局和亚洲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阴云已经密布,日军对英美侨民的态度日趋恶劣,局势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1941年初,肖张传教站被日军强行关闭,李爱锐和同事们被迫返回天津。可此时的天津也已难以安居。1941年5月,怀着身孕的弗洛伦丝带着两个女儿前往加拿大多伦多。李爱锐到码头送行,夫妻在邮轮上流泪告别,约定战后团聚。当时夫妻二人都期待战后团聚,却没有想到此后再也无法相见。
几个月后,弗洛伦丝在加拿大生下第三个女儿莫琳(Maureen)。李爱锐此后再也没有见过她。
这个时候,李爱锐完全可以和她们一起离开中国。弗洛伦丝后来回忆,丈夫认为自己不该走。她说:“我从来没有认为他的工作重于一切,事情完全不应该是这样……可他认为,既然别人留下来,他也可以。”
1941年8月,李爱锐仍有机会离开中国,但他却选择了继续留下。天津新学书院和英国伦敦会都劝他,希望他撤回英国或前往加拿大。但他对此说不,毅然只身返回了河北肖张镇,继续陪伴那些深陷战火的中国百姓。
几个月后,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国的英美侨民成为日军控制的对象。12月11日,新学书院被关闭,学生被遣送回家。不到一个月,被迫回到天津的李爱锐就遭到了日军的软禁。
被囚潍县,1943
1943年3月30日晚上七点半,一群外国人被日军强迫在天津英租界的操场上集合。天气还很冷,人们戴着皮帽,穿着厚厚的大衣,围着羊毛围巾。他们的行李四天前便已经运走,日本当局准许每人托运一张床、被褥和两个箱子,随身再带两件手提行李。
这是天津敌国侨民被遣往山东潍县的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三批分别在23日、28日和30日出发。李爱锐被指定为这一批的组长。
在所有行李都被日军士兵严格检查以后,他们提着获准携带的两件行李,经过法租界、外滩,过万国桥,最终抵达了火车站。街道两旁站满沉默的旁观者。日本摄影师为日本国内宣传而拍下了这支队伍的照片。
火车于晚上11点40分开出,拥挤的火车上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次日在济南换车,31日下午3点半,他们终于抵达了潍县火车站。在这里人们转乘日本卡车,最终抵达了潍县集中营。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潍县集中营是日军使用教会场地改建的。这个地方,最初是19世纪末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潍县建立的一处集教会、学校、医院于一体的综合性场所,此时却被日军强占用来关押敌国侨民。
根据相关记录,先后被关进潍县集中营的外国侨民有两千余人,其中有三百多名儿童。
集中营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据集中营幸存者诺曼·克利夫(Norman Cliff)后来回忆,1943年8月,当包括他在内的烟台芝罘学校的学生们抵达集中营时,看到此前已经在营内生活了五个月的人们,许多人变得黝黑、消瘦,甚至赤着脚。
到达集中营几天后,一个同学朝人群里的一个人一指,告诉身边的人:“看,那就是李爱锐——那个拒绝在星期天参加奥运会比赛的运动员。”被指的人秃顶,晒得很黑却面带笑容,光着脚,穿着卡其短裤。
营内的日常事务主要由被关押者自己承担。做饭、搬运煤炭、劈柴、清洁等工作,都需要集中营里的人员共同完成。对于老人、病人和身体虚弱的人来说,这些劳动尤其困难。
集中营里的饮食非常简陋。早餐通常是两片薄面包,烤得又硬又瘪;有时是小米或高粱稀饭,偶尔才能加一点糖。正餐常是被囚禁者称作“S.O.S”的杂烩饭,里面有少许软烂的茄子。人们把花生壳磨粉掺进面粉,然后做成面包,刚刚出炉的时候味道还可以,可一旦凉下来便会硬得像块石头。
在苦难中继续照顾他人
如果说他在天津时期主要以运动员、教师和宣教士的身份影响周围的人,那么在潍县集中营里,他更多是以一位教师、朋友、照顾者和信仰实践者的身份,陪伴着同样身处困境的人们。
李爱锐在1941年将怀孕的妻子弗洛伦丝和两个女儿送往加拿大避难。当时,他的小女儿莫琳尚未出生。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女儿。在潍县集中营生活期间,他非常思念他的家人,尤其是他从未见过最小的女儿。
但尽管他自己也承受着与家人分离的痛苦,却把大量时间用来照顾潍县集中营里众多的孩子。
其中一些孩子与父母分离,长期生活在饥饿、恐惧和不确定之中。李爱锐对他们格外关心,常常与他们谈论家庭、倾听他们的忧虑。
这些孩子后来亲切地称他为“埃里克叔叔”,也有人称他为“飞毛腿叔叔”。
由于集中营内有大量儿童和青少年,其中不少来自芝罘学校等教育机构,如何让孩子们在战争期间继续接受教育,成为营内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李爱锐与其他教师一起,尽可能维持学校的教学活动。
他主要负责科学课程,特别是自然科学和化学方面的教学。在集中营这样的恶劣环境里,根本没有正常的教学环境和条件。没有正式教材,李爱锐就凭记忆自行编写化学教材。
一名16岁的女孩戴丝告诉他,自己喜欢化学,希望未来能够进入牛津大学化学系读书。他便利用傍晚时间,给她和另外几个孩子上课。课本由他手写,学生坐在装衣服的木箱上;人多时,就坐在铺了报纸的砖头上。战争结束后,戴丝顺利进入了牛津大学化学系,并一直保存着那本手写教材。
加拿大人大卫·米曹(David Michell)也曾是李爱锐的学生。多年以后,米曹还记得当年李爱锐教几名年长的学生科学,凭借脑海中的记忆,把化学实验用的全套仪器一件件画出来,让学生在头脑中想象实验仪器及其工作原理。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等他们获得自由后能够应付牛津的考试。
作为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体育一直是李爱锐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进入集中营后,他依然发挥自己的体育专长,负责组织年轻人的体育活动。
他组织过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赛跑比赛,也组织过曲棍球比赛。由于集中营里极度缺少体育器材,曲棍球球杆损坏以后,很难获得新的材料。李爱锐便撕下自己的床单,用布料修补球杆,让孩子们能够继续比赛。
关于主日比赛,还有一个常被提及的细节:李爱锐在巴黎奥运会时拒绝参加星期日举行的百米预赛;而在潍县集中营,他后来却在星期日走上运动场。
据集中营幸存者的回忆,起初李爱锐不在星期日组织体育活动。后来,一场由孩子们自行组织、最终发生冲突的比赛,使他重新考虑如何回应孩子们的需要。一个星期日,一群孩子自行组织曲棍球比赛,没有任何裁判,到后来打了起来。李爱锐得知这件事情以后,没有说什么,可是等到下一个周日的时候,人们就非常惊讶地发现李爱锐出现在了运动场上——他主动担任裁判。与其说他轻易放弃了原则,不如说他在具体处境中重新思考了守主日与照顾孩子之间的关系。
他的房门上挂着一块可以翻动的牌子,写着他在或是不在——找他的人太多了。
被抓进潍县集中营的烟台芝罘学校的学生中,有一个就是英国著名来华宣教士戴德生的曾孙戴绍曾。李爱锐进入潍县集中营时已经41岁,而戴绍曾当时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戴绍曾的父母不在集中营里,孩子们长期与父母分离,生活在恐惧、饥饿和不确定之中。多年以后,他仍然深深记得李爱锐在那段艰难岁月中给予自己的帮助。他甚至认为,自己后来的人生和事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李爱锐的影响。
偶尔,他也会说起自己的家庭。他对难友说过,他有一个很大的遗憾: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妻子弗洛伦丝和孩子们。
李爱锐生命的最后时光
李爱锐常常头部剧痛,也开始出现健忘的症状。这一年年底,难友发现他比往常更加疲惫,走路的时候驼背。他对这些没有当回事,继续工作。
1945年1月初,他又染上了流行性感冒和鼻窦炎,治疗后也不见好。接着他身体开始麻痹、昏迷、右腿活动困难、说话断断续续。治疗期间,他突然中风,右脚部分瘫痪,一只眼睛失明,讲话也变得含糊。
1945年2月21日,他口述了一封给妻子弗洛伦丝的信,由别人写成书信。
在这封信里,他把他的疾病说成承担太多工作带来的“轻微的神经衰弱”,说住院休息了一个月已经好些了。医生建议他不再教书、不再负责体育,改做烤面包一类的活计,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
在这封信的末尾,写着:“爱你和孩子们。”
当天傍晚,他去探望病人。回来的路上突然咳嗽、呛气,呼吸变得沉重。人们把他送回房间,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护士安妮·布坎(Annie Buchan)是他的朋友。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安妮,这是完全的降服。”
当晚9点20分,李爱锐去世,年仅43岁。
当时潍县集中营医院的医疗条件非常有限,没有X光机等必要医疗设备,无法在李爱锐生前确认病因。李爱锐去世以后,通过尸检发现,他的大脑左侧长有一个巨大的肿瘤。事实上,依照当时的医疗条件,即便提前发现了脑瘤,即便转到欧美的医院,也根本无法通过手术切除。
1945年2月24日,人们在集中营里为李爱锐举行了安息礼拜。他被葬在日军军官宿舍后面的花园里。下葬后,墓前只立着一个简陋的木制十字架。
身后事:家人的消息与墓地的重现
直到1945年5月2日,李爱锐的妻子弗洛伦丝才收到李爱锐去世的消息。那一天,她把孩子们搂在怀里,告诉她们:“爸爸到天上和爷爷在一起了。”
普通英国公众更是在战争结束后,才得知这位传奇英国奥运冠军已经不在人世。《泰晤士报》写下:“苏格兰失去一个伟大的儿子,他在一生中每一时刻,都使大家以他为荣。”
那位在李爱锐临终时照料他的护士安妮·布坎(Annie Buchan)的故事也还在继续。
1945年8月17日,潍县集中营的被关押者们重获自由,潍县集中营解放。安妮回到了苏格兰。尽管长期的集中营生活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在中国的宣教使命。1947年,她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汉口协和医院担任护士长,继续从事医疗服事,直到1950年离开中国。从潍县集中营到汉口,她延续着自己在中国近二十年的宣教工作。而李爱锐在集中营中所活出的信仰、爱心与牺牲,也成为这段历史中令人难以忘怀的见证。
战争结束后,随着潍坊城市建设和原集中营旧址用途的变化,这片墓地逐渐被人遗忘。人们知道李爱锐在潍县去世,却不知道他的墓地究竟在潍县哪里。直到1989年,一位名叫查尔斯·沃克(Charles Walker)的工程师来到今天的潍坊中学校园,依据另一名囚犯当年画下的地图和几位目击者的讲述,才在日军军官宿舍后面那片花园的旧址上,认出了这座没有任何标记的墓。
1991年6月9日,李爱锐的纪念碑正式在潍坊第二中学(原潍县集中营旧址)揭幕。这块纪念碑由爱丁堡大学赠送,纪念碑的石头取自苏格兰马尔岛的花岗岩,那是来自他的家乡——苏格兰——的石头。碑上刻着《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1991年6月,李爱锐的三个女儿来到天津,把他1929年在天津和德国名将奥托·佩尔策400米短跑比赛中夺得的金牌交给了天津第十七中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正是他曾经任教的新学书院。现在,这枚金牌由天津市体育博物馆收藏。
2024年是他在巴黎奥运会夺冠一百周年。为纪念这位与中国尤其是天津有着深厚渊源的国际友人,天津市体育博物馆特意扩建了他的展区。7月23日,“守望·情洒津沽的奥运冠军李爱锐”永久展区揭幕。
2025年8月,李爱锐入选第四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包含3位援华国际友人,分别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奥列霍夫(1912—1938)、柯芝兰(1905—1944)、李爱锐(1902—1945)。
结语:生在天津,荣耀巴黎,长眠潍县
电影《烈火战车》把李爱锐留在了1924年的巴黎。那个拒绝在星期日参加比赛、最终赢得400米金牌的年轻人,成为一代又一代观众心中的信仰英雄。
但真实的李爱锐,并没有在冲过奥运会终点线的那一刻停下来。
他回到天津,走进学校;离开城市,前往河北乡村;被关进潍县集中营后,又继续教书、照顾孩子、组织体育活动。那些岁月没有聚光灯,没有观众席,也没有颁奖仪式。甚至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所面对的不是掌声,而是战争、疾病、饥饿,以及与妻子儿女漫长的分离。
如果说巴黎奥运会让人看见了他如何坚持信念,那么此后在中国的二十年,则让人看见了这种信念如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945年2月21日,李爱锐在潍县集中营去世,年仅四十三岁。他没有再回到巴黎,也没能与家人团聚。但那个曾经在跑道上奔跑的年轻人,最终把自己的信仰活在了课堂、村庄和集中营里。
《烈火战车》讲述了他如何赢得一场比赛。而他留在中国的岁月,讲述了另一件更漫长的事:一个人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