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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北福音事工行|从戒毒、教中文到买墓地:我看到另一个泰国

泰国晨曦会戒毒所的一张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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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我也做了些功课,搜索了关于泰国的信息。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佛教”“寺庙”“大象”“榴莲”。再多看了几眼,算法又把我带向了另一个泰国——“金三角”“电诈”“绑架”“毒品”。

带着这些零散的印象,我来到了清莱。

但这次,我们并不是为了寻找这些标签,而是走进当地的教会和福音事工:戒毒所、学校、托管中心、神学院,还有一些山村里的小教会。

真正走进去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原来误读了这片土地。

在大众瞩目的黄袍与寺庙之外,还有另一个不曾出现在旅游手册里的泰国。它藏在山村的缝隙中,也藏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

 

挽回一个人:在废墟上重建生活

我从没想到,有一天会坐在曾经吸过毒的人中间。

大厅里提前摆好了几排白色椅子,正前方是一张刻有十字架的桃木色讲台,白色墙面上用中文和泰文写着:“耶稣爱你。”

这里是泰北清莱晨曦会福音戒毒所。没有铁窗、高墙、隔离和管制。院落被绿树环绕,叶片在风中摇动。

黄宝辉牧师告诉我们,很多人来到这里时,人生已被毒品毁作废墟。“有人吸毒一两年,有人十几年。大陆称为冰毒的毒品会让人产生幻听、幻觉,甚至精神失控,当地人直接叫它‘疯药’。”

他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一个人在废墟上重新站立。

刚来的戒毒者,通常只需要睡觉和吃饭。同工陪伴他们度过最痛苦的阶段:饿了给饭,渴了给水,身体疼痛时帮他们按摩。

两周之后,进入规律生活。每天清晨5点起床,6点晨更,7点聚会,之后参与劳动,午餐午休后手抄圣经,再打扫一遍,有时候还会带他们清理村子水坝的污秽,晚饭后打球、下棋,参加崇拜,晚上9点半熄灯。

这些在外人看来简单甚至重复的事情,对于一个长期被毒品控制、失去秩序感的人来说,每一步都像在翻山越岭。

大约一年后,通过考核的人会慢慢进入服事阶段,参与帮助和照顾后来的人。有些人甚至愿意继续接受门徒训练,进入神学学习,成为传道人。

分享过程中,大厅后方突然传来一阵喊叫声。

黄牧师解释,那是一位来自缅甸的学生。他患有严重的大肠癌,已经无法手术,正在接受化疗。因为太痛,他有时会忍不住喊出来。

“他现在最后阶段还是清醒的,求主怜悯……”黄牧师说。

死亡、疾病、毒瘾——这些人生命中最沉重的部分,并没有被晨曦会避开。他们选择留下来陪伴。因为他们自己也曾经历过黑暗。

黄宝辉牧师年轻时深陷毒瘾,为了戒毒前后十多次进入治疗机构。他说:“血液里面虽然没有海洛因,但是心里面还是会想。”直到他来到晨曦会。

他曾经逃跑,被找回来;大小便失禁时,同工为他清洗;痛苦到撞墙时,大家抱住他,为他流泪祷告。戒毒成功后,他选择留下。如今,已经25年。

晨曦会创办人刘民和牧师,也曾是重度海洛因吸毒者。27岁,他将自己“死过一次”的人生留在泰北,因为上帝和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42年来,一代又一代曾经破碎的人,在这里重新站起来,也成为扶持别人的人。方浩弟兄就是其中之一。

他站在黄牧师身旁,留着浓密的头发,皮肤黝黑,身体健壮。他笑着说,晨曦会有一句玩笑话:“只要进来,都会胖。”

如今,他不仅戒掉毒瘾,也成为一名传道人。“我37岁进戒毒所,后来读门训课程,已经40多岁了。我那时候担心,自己会不会老了。”

但后来,他与一位神学院姐妹结为夫妻,如今有一个快两岁的女儿。他摸了摸身上斜挎着的深褐色阿卡族布包:“这是我太太送我的。没想到上帝为我预备了这么好的一条路。回头看呐,真的是我白白操心、睡不着……非常感谢主。”

他们将戒毒后三年以上不复吸、不酗酒、不抽烟的情况称为成功。据黄牧师粗略估计,成功率约四成。

四成。这个数字在我心里搁了很久。它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却意味着确实有人从毒品中走了出来。黄牧师说“戒毒是一项生命的议题,是和撒旦在抢夺灵魂。”他们希望有一天,曾经被救回的人,也能伸手拉起另一个人。

 

培养一个人:在菠萝田里陪一个孩子长大

一个人从毒瘾中活过来,只是第一步。而在泰北,还有一群无助的人——他们甚至不必染上毒瘾,却已经失去身份。

没有想到,我竟然会在一个又一个泰北山村里,遇到这么多中文补习班。

车子沿着山道一路蜿蜒。还没有停稳,我就听见一阵歌声。

我跳下车,凑到门边往里看。有人在台上弹奏,其他孩子在下面跟着老师一起伸伸手、踢踢腿、动动脖子,嘴里唱着《云上太阳》。

这里是泰国北部,一个距离中国并不远、却又完全不同的地方。而这些孩子,正在用中文唱一首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诗歌。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很难想象,一顿圣诞饭时的一句随口之问,几年后竟影响了近200个没有合法身份孩子的生活。

何超敏弟兄又黑又瘦,52岁,两年前从肝癌中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说“剩下的寿命都是主的”。

起初,在一片菠萝田上,他建起自己的小家,原本只打算过清静日子。五年前的圣诞节,他邀请周边村民来家里吃饭、唱歌。村民们随口问:“能不能教我们的孩子学中文?”

何弟兄没有教小孩的经验,他过去就是个卖油条、豆浆的小生意人。但他还是打开了家门,接收了5个孩子。没想到,人变得越来越多,甚至还被周围人起了一个“菠萝田中文学校”的名字。更没想到,自己在菠萝田里打开的这扇门,有一天会成为许多没有身份的孩子通往未来的一条路。

每天,何弟兄开着皮卡车接送孩子们,一趟装不下就分几趟。最多时,一次接送40个。中午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他的太太是传道人,为了给孩子们上课,自己在网上先学中文,再教孩子。

这些孩子大多是从缅甸逃难过来的傣族儿童。他们没有合法身份,有些是单亲,有些是孤儿。何超敏了解过,在泰国,中文翻译的收入可达三四万泰铢,而普通大学毕业的起薪也就一万多。

他们努力教孩子中文,也教音乐、种菜、做青草膏,甚至学习如何经营。他们想教给孩子的,不只是知识,而是让一个没有身份、没有家庭资源的孩子,依然有能力靠自己的双手活下去。

刚刚站在台上弹琴的那个14岁女孩,她的生命并不像刚才的歌声那样轻快。七月底,她突发心脏病被送进医院。医生说,六个月后必须动手术,费用二十多万泰铢。四年前,这个小姑娘被改嫁的母亲留在何弟兄家,母亲再也没有回来。她没有泰国身份证,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何弟兄自己还有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女儿,但他还是把这个孩子接了下来。

为了给这些像浮萍一样的孩子一个合法的庇护,何弟兄费尽周折注册了“诺亚方舟基金会”。他们四处奔走,努力把孩子送进当地政府学校,哪怕只为了拿到学生证明号码。今年8月16日,他们还带着39个孩子,靠着特批的允许,去孔子学院参加中文考试。

与何弟兄相识多年、担任基金会副主席的祁牧师感慨地说:“他不仅免费接送、不收一分钱,还要面对法律和村庄的压力,难怪他一直胖不起来。”

在泰北,我还遇到了其他学校与托管中心,那里的人也在用教授中文的方式,陪伴着一个个孩子。

离开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那片菠萝田。何超敏告诉我们,菠萝种下一棵,第一年可以长出三十棵,之后还会不断繁衍。

这不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吗?五年前的5个孩子,到如今的近200人。

陪一个孩子长大,很难知道他未来会走到哪里。但总要有人先种下去,再等他生长。

 

安葬一个人:在山丘间给逝者一块坟头

教孩子学中文,是为活着的人预备明天。而赖牧师正在做的,是为死去的人预备归宿。在泰北,这两件事同样艰难。

我没有想到,在泰北,有人信主的代价,竟然可能是“死无葬身之地”。

赖牧师已在当地服事第13年。他告诉我们,对许多当地人和少数民族来说,脱离传统宗教选择受洗、归入基督,往往要冒着被整个村庄孤立的风险。

曾有一位阿嬷因受教会的关怀而决定受洗,邻居听说后跑来反复试探,最后冷冷地丢下一句:“如果你受洗,以后你家里的婚丧喜庆村里一个人也不会来帮忙,庙里的坟地、村庄的公墓也绝不可能给你葬。”

在泰北,少数民族和云南后裔中,许多人难以接受火葬,甚至认为是一种极大的诅咒。他们看重土葬。墓地不只是一块土地,而是一个家、一个族群的归宿。

于是,福泰基金会开始做一件听起来有些特别的事——买墓地。

“包生包死。”赖牧师笑着用这四个字形容。

对于一个泰北人来说,教会只告诉他“你要信耶稣”,却不能在他失去原有信仰群体与关系之后接住他的生活,那这个信仰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

为了买墓地,53岁的赖牧师没有向母会公开募款,也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外来的援助上。他坚持先从本地教会开始。

“出于神的工作,一定不会缺少神的供应。”他相信,这块墓地首先应该是当地弟兄姐妹自己的事。

可是,这些教会里的信徒——拉祜族、阿卡族、傈僳族以及云南后裔,许多人生活并不宽裕。

但当奉献袋传下来的时候,里面装着一张张100铢、150铢的钞票,换算成人民币不过二三十元。

这让我想起圣经里那个只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钱不多,却是一个人能拿出来的全部。一点一点地奉献,他们真的买下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里可以容下约100个墓穴。

后来,我在一间阿卡族的教会中也听说了类似的情况。教会张传道说,如果有人想信耶稣、加入教会,他们就会直接问:“你们有墓地吗?”

要是没有,他们就会转去另一间有墓地的教会。

所以,张传道的教会也在尽可能地预备土地。甚至有些别人看不上的山地,他们也买了下来,因为这极有可能就是一个基督徒死后身体的最后归宿。

但他们的地坡度较大,需要挖土机作修整,一块块挖出墓穴来。

张传道说,自己曾去过香港,发现许多的教会、学校、医院都是在早期宣教士购置的土地上建造起来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过去,那些土地仍在发挥作用。“如果以前的宣教士没有这个眼光,现在就不会有这些。”

所以,他打算为自己的教会也预备一点“以后”。哪怕现在看起来用不上,哪怕自己的能力有限,他还是愿意多留一点空间。他们还在为孩子的成长,为年轻人的栽培训练,为教会的聚会空间,为一个人生命的最后一程……

生前,这些信徒可能因为信仰被村庄疏远;死后,他们不必惧怕无处安眠。

那一块坟头,就像教会对他们作出的承诺:活着的时候,我们陪你;离开时,我们也依旧会纪念你。

在泰北,一个人的信仰并非只是心中关于“信不信”的一种选择,更可能进入真实而具体的生活,牵动着婚姻、社交、家庭,甚至最后的安葬。

 

回程:我没有去白庙

最后一天,我去了两间寺庙。

在黑庙精心设计的建筑里,游客对着鳄鱼皮、蛇皮、狼头及兽骨、钱币……拍照。在蓝庙,成群的游客向着高大的佛雕焚香、叩拜……

我放弃了去白庙的行程。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带走了此行最想带走的东西——那些朴素而具体的人:一遍遍清扫戒毒所的地面;教没有身份证的孩子弹琴唱歌;在山坡上休整着一块块墓地……

回程飞机上,我翻着手机里那些孩子的照片,又想起何超敏说的话:“菠萝种下去,第一年能长出三十棵。”

我想,生命总会因为一些人的不放弃而慢慢长成。有人愿意在一块不起眼的土地上,先种下一粒种子。哪怕不知道它最终会长成什么,也愿意把它交在神手里,一遍遍去做,一年年去等。

黄袍与寺庙之外,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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